1968 年我又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已被书局清退回家，不过风暴还没直接触及到他，他身体状况很好，仍沉浸在古典文学的世界里，每天只睡很少时间，不停地写东西。我劝他不要太辛苦了，这类著述不可能再发表。他回答说只要活一天就要写下去，不管出版不出版，将来总会有用。有时还能看到他如痴似醉地吟诗唱词。后来见到姑姑的回忆文章，祖父也有这样的行为，真是一脉相传。父亲常自比为宋朝人，宋人词有“爱它风雪忍它寒”，而古典文学为他营造了抵御外界“寒流”的净土。据他档案，这一年所写的交代材料，完成的学术著作已有近百万字。只是他这两三年间与学术界已经基本隔绝，所作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鲜为人知。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较悲观，认为国家前路茫茫，再无平反出头之日。父亲劝我要用历史观点来看问题，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将来国家形势好转，总会有施展的机会的。

    不料第二年他无端卷入了“朱学范[注: 朱学范（1905—1996），曾用名朱屏安，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三届中央常委，第四、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朱、谷为父亲旧日同事，时任邮政部正副部长。专案组说他们是国民党有计划潜伏下来混入政府内部的特务集团，株连了不少人。父亲家中有一个五灯的电子管收音机，其中有一个电子管在收发报机上也可以兼用，属于被管制的无线电器材，于是认定我家为秘密电台，父亲是收发报员。专案组对他进行了持续的隔离审讯，又组织居民不分昼夜开斗争会。父亲不堪凌辱，终于置瘫卧的母亲于不顾，撒手人寰。此前，他曾去过颐和园鱼藻轩祖父当年投湖自沉的地方徘徊，只因游人如织，只好放弃“效止水之节”。当时家里只剩下一间房，为避免对母亲的直接刺激，他喝了大量敌敌畏，死在院内的公共厕所内，随即被定为畏罪自杀，家中两千多册线装书由北京文物保管所取走，其余藏书和历年文章底稿、资料、集邮册都散佚焚弃了。母亲病情加重，几个月后也在海宁乡间去世。哥哥姐姐商议不告诉我父亲的死讯，连续两封家信退回后，我警觉起来，写信责问，才得知实情，此时已是1970 年年底了。他的冤死，是被险恶政潮裹挟，与笃爱文史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他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不亲笔砚，不思著述，只求苟延性命，那样的人生，难道不会留下更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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