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孔子的“人生三根本”、“问学四维度”中，我们不难领会到，孔子是洞悉历史奥秘、社会实情和人心隐微的，因而能够从历史变异、社会危机和人性缺陷处，采取反归纳的思维方式，提出一整套疗治宿疾沉疴的富有应对力量的拯救性的理念和方法。一旦看透了当时中国人好走极端，他就提出中庸的思想方法；如若痛感了当时政治上暴力横行，他就提出仁的理念和原则；何况亲历了当时社会上礼坏乐崩，他就构建严格的礼学体系。尽管这些理论建构在当时难以施行，但他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是一种历史责任，其中有值得为之的崇高或神圣的宗旨所在；不可为，乃是历史的时机没有具备，只能在不可之中求可，为人的意志做一个可以昭示后代的证明。这就使孔子成了春秋末年出以君子风度的社会透视者和文明批判者，由于他对社会反面的东西痛心疾首，又采取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反反得正，他的许多言说反而是从正面立论者居多。

    由于孔子的许多关键性的思想理念，是在针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失范和缺陷，采取反归纳法而达成的，因而当这些失范重现，或者缺陷犹存的时候，孔子思想的拯救功能和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和激活。由此不难明白，孔子思想是深刻地切入古老中国国情的思想，对国情的不断反馈和拯救，使它的生命力长久不衰。理论与国情之间难分难舍、不依不饶的张力关系，就是二千年来孔子思想不断被召唤到文化舞台的中心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点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历代统治者的利用，利用的成分是有的，但利用也得有利用的根据，利用的必要，恰如孔子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思想作为古代社会二千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圣人时期”的许多文化政策，都可取来作证。

    然而，当中国社会开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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