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夫人[注: 不同时代的夫人指代不同的内容。-furen]杨绛相偕，在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苦读。图书馆规定：书籍不外借，读者进馆阅读，只许带纸和铅笔。这让钱锺书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他终生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不但读遍了古今中外多种语文的重要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而且兴趣十分广泛，正经正史之外，就连笔记、小说、戏曲、山歌、笑话之类也无不饱览，几无遗漏，留下了可装好几麻袋的读书笔记。

    笔者有幸曾蒙杨绛先生信托，浏览了笔记中的一小部分，就感觉如同被放进了一座，触目所见，皆是珍宝。杨绛先生说，对一本书，钱锺书在阅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时，才记笔记，他记下的都是书中的精华。

    这笔丰厚的学术积累，是钱锺书日后撰写学术著作的基础。文革时，他在干校搓草绳、烧开水、当信差，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拿出一本笔记来翻阅。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替他借书，时常是我把一大摞书放在他面前，他一边与我谈话，一边翻阅，等我告辞时，他就让我统统带[注: 官名。清末新兵制，统辖一标（团）的长官称统带，亦称标统。见《清史稿·职官志六》。]走，说是已经用完了。原来他只是在核对他即将发表的著作中的引文，而这些引文都在他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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