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孚先生知人善任，对我们分配工作既尽量照顾个人的爱好和专长，调动各人的积极性；也考虑工作的需要，要求每人全面发展，能适应各类书稿的任务。他分配工作时往往采取兼顾轻重缓急的交叉进行方法，就是交给你一项较长期的较重大的任务，同时又给你一项临时的较小的任务，临时任务完成后，你可以从容地回到长期任务上去。这是当时外来投稿较多而人手不足时的一种工作方式。有些来稿经他自己浏览一下，认为根本不宜采用，就自拟复信退稿了。但是对于自发的投稿，都认真负责地处理并及时答复，惟恐遗漏了真才，误弃了卞璞，挫伤了作者的积极性。后来我主持文学编辑室工作时，正遇上了“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外来自发投稿源源不断，我也想继承调孚先生的工作方式，认真地及时地给予处理，可是时代不同了，当时书荒严重，任务繁多，我把一部分力量投入了退稿工作，既干扰了编辑室内同仁的主攻任务，也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然而。调孚先生这种对作者爱护、负责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调孚先生是老出版家，和学术界、文学界的作者有很多交往，因此组稿的渠道很广，审稿的外援也多。如阿英同志是我们的老作者，把《晚清文学丛钞》稿交给中华书局，一卷一卷的稿子源源不断，我们不愁缺稿。可惜的是当时出版力量很弱，出书周期很长。有些“献礼书”、配合政治或纪念活动的“任务书”，往往不能及时完成。1962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注: 曹雪芹（1724—1764年2月1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河北省丰润县。清初，入满洲正白旗籍。中国清代著名作家，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逝世200周年，要出阿英编的《红楼梦戏曲集》，他和阿英同志联系好了，派我去他家里取稿。阿英同志把一包一包的书稿交给我，都是他自己加的标点，还有一部分陆续交稿。我们赶紧发稿，流水作业，发排校对，赶了一年，到1963年书还出不来。拖了一年后形势有变，《红楼梦戏曲集》打好清样不敢付印，因为文化部已经挨批了。调孚先生向阿英同志一再解释，阿英同志表示完全理解。一压压到“文革”之后1978年才付印发行，阿英同志竟没有见到样书。又如我编《徐渭集》时，借不到《徐文长三集》，调孚先生和傅惜华[注: 傅惜华，又名宝泉。满族。戏曲研究家。北京人。北京蒙藏专门学校毕业。1931年后在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194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先生通电话之后，就介绍我上他家去取书。傅惜华先生毫不迟疑地把珍藏的明刻本《徐文长三集》交给我使用，解决了校勘的大问题。我自己的一本《宋元话本》稿，调孚先生委托中国科学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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