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春秋·桓公三年》所载“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这一条史料，《春秋》是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作了事实描述；《公羊传》、《穀梁传》则从阐发“微言大义”的角度，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铺陈，肯定齐、卫双方的诚信行为，作了价值判断；荀子接过《公羊传》、《穀梁传》的立场，综合各家思想后，进行了哲学化概括。这样，荀子用时代主题意识超越了门派家法观念，对儒家的《春秋》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春秋》的经典化。
《春秋》理论属性的丰富与发展
荀子在采摭与运用儒家《春秋》相关内[注: （一）古代在陕西建都的王朝，通称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王畿附近叫“关内”。 （二） 明清称山海关以西地区为“关内”。又，今四川省康定县以东地区亦称为“关内”。]容的过程中，对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所重视的“《春秋》之义”进行了丰富与发展，进一步概括为“《春秋》之微”。这样就在孔子《春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春秋》表达“微言大义”的基本特征。这就从理论上增强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属性。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則丘窃取之矣’。”在这里，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例，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从两个层次上对儒家《春秋》思想所达到的深度进行了阐发：其一，从一般事件角度进行历史记录，以备后世[注: 简介阿拉伯文Ahirat的意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在现实世界毁灭后永存的彼岸世界。 宗教意义 “信后世”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参考；其二，借孔子的名义进行褒贬，作价值判断。这是孟子所理解的儒家《春秋》思想达到的两个层次。荀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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