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最后一节“介绍顾先生和谭慕愚女士之间缠绵了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是序文的重点。引言先有说明：“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所以“这不是发人阴私”。所说“现代”其实是“西方”。按照本国“氏族”古制与“时中”古礼，确实不会平均赋予每个个体以同样绝对值的地位，但却会将每个个体包括女人涵盖在整体价值之中。

　　“才情”二义在本国传统中也有定解。“才”与“学”、“识”相对，“情”本义为飘忽不定，随感而生，与“理性”相对。而“爱”本义为私惠、偏心。

　　1937年抗战爆发，西南联大统一南迁，顾颉刚先期一人匆匆去往西北，途中作诗道：“到处有山便有花，蓝红黄紫遍天涯。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一年余，其父病逝，其妻代理丧事奔波致病，数年亦逝。丧妻后16日，向谭慕愚写信求婚。失望后，“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

　　余序最后举《红楼梦》“堪叹古今情不尽”一联，以扣紧顾颉刚“才情”之题，实则二者并无相似。曹雪芹在作品中铺叙主人公之情，由此以见自家之才，以显“我才必有用”之志，是以“情”为过程、“才”为目的，承接的乃是《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而顾颉刚则是亲临其境，直沉情网，说到底只是个人之私欲。

　　与疑古思潮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推出了两个附属概念：青年和爱情。五四以后，学者追随青年，青年追随爱情，举国处于激情状态。迄今青年我能、我想、我愿意的“自由恋爱”，说到底是以文艺为装潢，以生物本能为动力，除去外表仅是一情欲层面，恰是宋儒所儆诫的“人欲横流”。而本国传统所重乃是后天教化，本质上是学习的文化、自我改造的文化，故本国文化体现为“文化的积累”(傅斯年语)，或曰“文化必具绵历性”(钱穆语)。

　　抗战中钱穆已注意及此，撰文说道：“今之青年好言恋爱，好言浪漫”出于“欧西文化”传统，“乃羔羊之迷途者也”；号召青年“沐浴熏陶于孔子孝弟之教”，指出：“孔子，青年之模楷。《论语》，青年之宝典也。此吾先民精血之所贯注，吾国家民族文化之所托命”。《顾颉刚日记》对此恰有评论，认为“内容经不起分析”。一星期后《日记》便有“予凡见健常，必致失眠，渠何以使我精神兴奋如此，岂非前生冤孽”的记载。

　　稍晚至50年代，陈寅恪先生倾力研究“钱柳姻缘”，目的则是“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钱、陈二人态度绝与顾氏不同。

　　况且，顾颉刚何以与谭慕愚姻缘不成，可能亦别有缘故。笔者草写此文时，和余先生一样对谭慕愚所知不多。但经余序三次强调她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提醒，推测谭慕愚似不应当被看作是“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尔后又予平反且倍增其荣誉。1957年6月她以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和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在民革中央举行的帮助中共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讨论“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可知谭慕愚应当是真右派，她是国家主义者，是为国家利益而敢于与执政党真抗争的人。

　　由此可以推想，1949年顾颉刚“古为今用”，自信是反封建有功之人，自信其历史观念必有一用，他是带着对疑古说的自信进入新中国的。而谭慕愚则以民盟中央代秘书长、政法学家的资格，为了国家利益而参与政治协商，抱此目的而接受统战宣传留在中国大陆。故二人的道路颇不相同。

　　谭慕愚拒绝顾颉刚的单相思，决意分手，事情发生在抗战间。推想谭慕愚对顾氏的治学方向、疑古主张，不见得认同。而1949年以后，虽然同住北京，谭慕愚却不甚与顾氏联络。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谭慕愚作为旧日学生到会发言，仅仅讲述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推想谭慕愚并不与顾氏为同调。

　　7

　　1975年4月《顾颉刚读书笔记》有篇题记说道：“检1931年12月27日日记，是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攫去我东北三省，全国人心愤慨，学校纷纷停课，组织救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而予所编《古史辨》第三册适于是时出版，人疑其不合时宜。予与健常书中解之曰：‘以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势必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此一主题当时似未被人们认识。直至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始将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