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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孔子的遗意。《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7］556“圣贤只是亨于心，境不足道，于此可知孔、颜乐处。”［9］556 “隐居求志，乃能行义达道，凡事皆然。观闭门造车者可见。”［7］566 “君子在贫如客。然岂惟贫哉？处富及处贵贱、死生、皆当如是。”［7］567在其诗中“志士遇穷困，好修常自娱”［7］493。“处境意常适，道在齐亏盈。” ［7］494正因为道溢胸中，充盈自足，所以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能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由此可知，在刘氏看来，陶渊明的文章和一生的行迹都是对《论语》最好的诠释。
从刘熙载对陶渊明的理解来看，我们也可知其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品了，因为这种人品就是儒家理想的自身的现实体现。也许诗文与个人的才学有关，但对更多人来说，诗文是心学，是表达性情的方式，倘人们具有胸襟与品德，就可使它具有感染力。“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的修养。”［9］6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6］82“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浇浇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6］83“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6］104
刘熙载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既是对前代的总结，也是他自身独到的体会。“人品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而“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则是指不阿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私小人了。“尚才不如尚品”都可见他对君子崇高品德的推崇和对媚俗的小人的深恶痛绝。这里需辨析一下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把人品的高下和作品结合起来判断作品的高低，以人品的高低标准定诗品。人品的标准在其《持志塾言》人品篇中说：“观品者观其志与行”，“喜怒、语默、行止、去就、利害、毁誉皆可征心以定品”。这样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道德准则为人品的标准。他肯定“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6］93 。“圣人所恶者，舍狂狷而就乡愿也。”［7］575他肯定坚持正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表现，否定“乡愿”虚伪之徒。当然“心画心声总失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的现象刘熙载并非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言行一致。我们在其作品中可见他始终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又以此来规范人品，这正是其思想特点的反映。“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9］14他一生也是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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