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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归晋与“文章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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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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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魏晋虽说是承平受命，毕竟为改朝换代，太康诗风里也不乏作新之气与昂扬之声。如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的豪迈之情、功业之念，溢于言表。西晋文风并不是一派轻绮。且不说“义多规镜”、“世执刚中”的傅玄、傅咸父子，即如张华，虽以情诗见长，但也有《壮士篇》（“天地相震荡”）这样的激昂之作。再如潘岳、陆机，也有《西征赋》、《赴洛道中作》等为数不少的梗概多气的苍凉之作。总之，西晋诗人大多都在诗作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志节功名的渴望，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气骨”“风力”的追求。从傅玄的“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杂诗》）、张翰的“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杂诗》），到陆机的“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长歌行》）、左思的“英雄有屯ｚｈāｎ＠⑩，由来自古昔”（《咏史》），直到刘琨的“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扶风歌》）、“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重赠卢谌》），我们应该是不难体会到一种有别于轻绮之风的厚重清刚之气的。
但是功名之念若过于强烈，便容易走向浮竞热中。潘岳谄事权贵，望尘而拜，其诗作便自然流露出轻躁之气。如“虚薄乏时用，位微名日卑。驱役宰两邑，政绩竟无施。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在怀县作》），通篇叹微嗟卑，对升沉得失耿耿于怀。与潘岳同时趋附贾谧的陆机，其诗中也不免表现出躁进之色，诸如“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饥食猛虎窟，寒ｑī＠(11)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猛虎行》）之类，表面上自责，其实掩盖着他对功名事业的苦苦追求，而这种功名感更掩盖着他不甘寂寞的趣进之心。太康文坛，浮躁也并不仅是潘、陆二人，他们也不过是“二十四友”一分子，甚至连“二十四友”也只是当时文坛的一个缩影。“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左思《咏史》）这未尝不是“二十四友”之徒的客观写照，所以接着便有“自非攀龙客，何为ｃｈｕā＠(12)来游”的自嘲与自责。日后“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的觉悟与决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欣慰与自豪，但并不能抹去当时攀龙附凤的事实。浮竞热衷以及随之而来的孤危愁苦、愤激不平，都是文人在追逐功名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综合症。这便是西晋文坛在改朝换代的特定时期所固有的时代特征。 （三）多种诗赋体格承继革新
西晋历时仅50年，诸家晋史在论及文风隆替时，多有“运涉季世，人未尽才”之叹。事实上，身处其境的文人更有着切肤之痛。大乱初平，又见乱兆，故张翰生秋风鲈鱼之思，索靖发铜驼荆棘之叹。“八王之乱”更是雪上加霜，一代诗人，大多死于非命。太康文坛，确实不应当凋败得这么快。尽管如此，但它仍然还是创造出了骄人的成绩，轻绮、清刚的文风已如上述，下面略论其诗赋体格的继承与革新。
1.乐府推陈出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魏乐府增其丽藻，且多寄托，西晋乐府则以其《舞曲歌辞》为文坛添一新景色。
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曾指出了西晋“《舞曲歌辞》之发达”，并作了简要的分析：“特以西晋当三国分崩之后，成统一之局，上承汉魏遗声，旁采江南新曲（如《拂舞》、《白苎舞》，并出吴地），故舞曲较前独盛耳。”的确，三国归晋，四海ｙì＠⑧安，郊庙朝飨需要《雅舞》，公私饮宴需要《杂舞》，一则歌功颂德，一则及时行乐，前有汉魏遗声，现有江南新曲，既有需要，又有条件，晋之《舞曲歌辞》自然发达。究其主观原因，便是既妙解音律又擅长文学的西晋文人的积极参与。太康、元康年间曾有过多次议礼修乐，而谱写歌词舞曲的，则有张华、荀勖、傅玄、成公绥以及一批无名文人。如《晋ｂǐｎｇ＠(13)舞歌》组歌（《晋书》、《宋书》之“乐志”皆未著姓名，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作傅玄诗），便是规模宏大，气势雄壮，文采也很可观。又如：“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ｐáｎ＠(14)。舞杯ｐáｎ＠(14)，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筝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儿。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醉复醒，时合同，四座欢乐皆言工。丝竹音，可不听，亦舞此ｐáｎ＠(14)左右轻。自相当，合坐欢乐人命长。（注：此诗通篇皆“三三七”句式，唯此句不同，不知是否有脱漏。）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这是无名氏所作的《杯ｐáｎ＠(14)舞歌》（明人旧本有系于张华名下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因之），跳舞之人边舞边以手接杯ｐáｎ＠(14)，故名。后因歌词首句吉祥，又名《晋世宁舞》。歌词轻松欢快，音节宛转流利，一度风靡天下。
郑樵《通志·乐府》曾一再声称：“舞之有辞自晋始。”萧涤非先生据史事驳正之，但他同时表明：“舞之有辞，虽不始于晋，而舞词之盛，则确始于晋，故有‘舞曲’一总名之产生，尔后遂与《郊祀》、《燕射》、《鼓吹》、《横吹》等并列于乐府，此则征诸《南齐·乐志》而可知者也。”因此，舞曲之立，舞辞之盛，不能不说是西晋乐府的一大特色、西晋文学的一大贡献。
2.辞赋大放异彩：西晋文坛，大赋复兴，小赋繁荣，议论赋流行。
汉代大赋以京都、羽猎等题材见长，曹魏时代，盛行抒情小赋。三国归晋，左思际逢新朝，便欲与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二京》一较高低，于是推出了10100多字的鸿篇巨制《三都赋》，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还有潘岳的《西征赋》、木华的《海赋》，其体制、结构与用意，也都是在对汉大赋的模仿上力争有所创新。
咏物小赋，曹魏已发其端，但察其语气之舒缓，词藻之绮靡，基本上属于恬吟密咏，当视为有闲阶级的产物。而西晋咏物小赋甚为发达，凡称作手，没有不涉足其间的。所咏之物，无非花草树木、日用百货。究其意义，一则磨练文笔，二则展现才华。逞才争胜，本来就是太康文人乐此不疲的拿手好戏。否则，怎么会有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太康文风呢？
纯以议论作赋，其流行也在西晋。如仲长敖之《ｈé＠(15)性赋》，王忱之《释时论》，鲁褒之《钱神论》，或讥才性之恶，或刺世风之薄，或愤钱能通神，皆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庾＠(16)之《意赋》谈玄，妙在有意无意之间；陆机之《文赋》论文，畅论文学创作的深奥理论与具体实践，曲尽其妙，殊为警策，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3.革新旧题，创造新体：西晋还是一个出诗体、出诗型的时代。
咏史诗，起源于班固，但都就事论事，比较呆板。左思则沿用旧题，自出机杼，并不专咏古人古事，而是借以抒己怀抱，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范型。
招隐诗，当溯源于汉代淮南小山的骚体赋《招隐士》，但反其意而作诗，却似乎是起于西晋。张华、陆机、张载、闾丘冲、左思等人都作过招隐诗。其中似以左思所作二首为最佳。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即因咏此诗而动兴致；梁昭明太子登山临水，从者建议设女乐，太子咏左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而止之，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悼亡诗，创始于潘岳。其《悼亡诗》三首以及《杨氏七哀诗》，淋漓倾注，缠绵悱恻，哀感动人。此后元稹《遣悲怀》、苏轼《江城子》、陆游《菊枕》等无数悼亡诗，皆发源于此。
雅集诗，亦兴盛于此时。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公宴诗的变体，但实质已从君臣公宴变成了文人雅集，侍从、陪游变成了切磋诗艺、以文会友。石崇发起组织的金谷园集，与会者达30人之多，人各赋诗，畅抒情怀，如其不成，罚酒三斗。事隔50余年，才有兰亭集会。
“文章中兴”的诗学意义
西晋“文章中兴”说，出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其《诗品序》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两潘、二陆、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文章中兴”呢？
沈约在他那篇被后人视为文学史论之开山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西晋文学最早作出了较为充分的肯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固）、贾（谊），体变曹（植）、王（粲）。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刘勰的评价，除了上文引用的“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那一段，其《文心雕龙·明诗》又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钟嵘与沈约、刘勰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先后问世之后，他又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呢？通过对600年来以五言诗为主的诗赋创作的宏观考察，他别具一格地勾勒出了建安、太康与元嘉三个文学高峰。在《诗品序》中，钟嵘对曹魏、西晋与刘宋三朝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ｇàｎ＠(17)、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比较精当的概括。它虽与刘勰的评价略有出入，但与沈约的看法大体相近，而且还能在萧统的《文选》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注：据傅刚博士统计，“《文选》诗类于建安录七位作家、五十八首诗，其中曹植二十五首、王粲十三首、刘桢十首，是七人中最多的三位；正始诗人有三，诗歌二十五首，其中阮籍一人占十七首；西晋诗人二十四人，诗一百二十六首，其中陆机五十二首、潘岳九首、张协十一首、左思十一首，也是西晋诗人中最多的四位；刘宋诗人十人，诗九十七首，其中谢灵运四十首、颜延年二十一首，是刘宋诗人中最多的两位。而在这些代表诗人中，又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最多，的确与钟嵘据［所］说‘杰’、‘英’、‘雄’符合。”见《〈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胡大雷《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亦有类似统计，证明西晋诗人之受推崇，不在汉魏之下。）其实，刘勰虽然在整体上对太康文坛稍持低调，但在具体论述文体、风格、流派以及创作技巧时，他还是作了很多发自内心的赞许，即如《才略》一篇，历数西晋文人17名，一一加以表扬，称“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左思奇才，业深覃思”，“潘岳敏给，辞自和畅”，“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张翰）辨切于短韵”，“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其中仅在论及“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时加了一句“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确实，纵观魏晋南朝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建安志士重气，故风骨骏逸；太康才子缘情，故清英绮靡；元嘉诗人尚巧似，故富艳难踪。他们分别为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独到而难得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如果没有他们富于成效的开拓创新，那么，整个中古文学必将大为失色，一部《昭明文选》势必大失精彩。而且更为深远的是，重气、缘情、尚巧似，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确立自身内容与形式的质的规定性的必由之路：重气才可建立文学的精神价值，尚巧似才可表现出文学的审美特征，而缘情正是激活文学的生发机能的关键环节。它激发创作主体的情绪冲动和思维的能动性，引发创作主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表现欲，从而使文学朝着绮靡也就是审美化的方向发展。元嘉文学对繁富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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