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对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刘世德将其与叶逢春本《三国志传》进行比较，以“人数变化一百例”、“人名变化二百例”为论据，坚持认为它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杜贵晨则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日本学者金文京介绍了嘉靖元年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元年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刘世德、陈翔华、金文京还分别指出，嘉靖元年本有几种不同的刊本，不是都刻印于嘉靖元年。沈伯俊在作会议小结时指出：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问题上，大家都承认嘉靖元年刊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但它是否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则还有两种不同观点；大家都承认“通俗演义”与《三国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而对这两大系统的先后关系，仍然有各种不同见解。因此，需要中外学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收集新的或过去被忽视的资料，深入钻研，平等争鸣，力求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否《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

　　1994年，张志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一文（署名张志合），率先提出被孙楷第先生判定为“明天启间刊本”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成书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7〕。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汇集为《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8〕。所谓“三大疑案”，是指《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和作者这三大令人关注并引起争论的问题，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全书的基本观点是：“《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明中叶。”“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该书的最早刊本，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才是该书的祖本，其成书时间比嘉靖壬午本约早20年以上。”“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也不是小说家。《三国演义》是由自北宋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该书的最后写定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下层文人。” 其主要论据是：（1）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国志叙》，字为手写体；次为《全像三国全编目录》，字为仿宋体；再次为《三国志君臣姓名附录》；再次为正文。自《君臣姓名附录》以下字体同目录以及《叙》不一致，为较粗糙的简体字。“从上述字体的明显不同这一点看，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刊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叙、目录、君臣姓氏附录是天启间补刻，正文则是旧版。”（2）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庞德部将“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伍伯”本非人名，而是古代吏卒职名）。（3）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4）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而尹直《名相赞》一书有弘治甲子（1504）春二月自序，该书当即刻于此年，“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

　　张志和的观点，因其反复阐说和多处转载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在《三国》研究界引起了诸多质疑和辩驳。在中国学者中，认为黄正甫本并非《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的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篇：

　　一是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与张志合先生商榷》〔9〕。文章认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文章首先针对张志和的第一条论据，指出：“姑不论手写体、仿宋体、简体字的分法是否合理，就算叙、目录和正文的字体风格不尽统一，那也是完全正常的，现存许多明刊本《三国演义》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字体的不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文章又指出，张志和提出的三个例证（关于“伍伯”，《张永年反难杨修》回的一条小字注，“周静轩诗”），“几乎适用于所有现存的闽刻本，而显然不能说所有这些闽刻本都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文章进一步指出：“黄正甫刊本书前《叙》所署时间‘癸亥春’（1623）就是该书的刊行时间”；而黄正甫本人的生活年代对于考察黄正甫刊本的成书时间更为重要。黄正甫之侄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则黄正甫的生活年代当在万历天启年间。就算黄正甫比他的侄子年长三四十岁，他的生年也绝不会早于嘉靖本的时间即嘉靖元年（1522），更别说早于1500年了。而张文是把1500年前后作为黄正甫刊本的成书年代的，当时黄正甫还未出生呢！”

　　二是章培恒的《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10〕。文章不同意张志和提出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的观点，对其论据作了全面的辨证。（一）张志和从黄正甫本内容中找出两个例子，作为其早于嘉靖壬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证据。其实，这两个例子都已见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刻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且文字较黄本为胜。尽管叶本保留了“旧本”的某些面貌，但这绝不意味着叶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一种本子。对于黄本，当然也只能这样说。至于以黄本不收尹直《名相赞》中关于诸葛亮的赞而收有不少所谓周静轩的诗为理由，判定它刊刻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也站不住脚；因为叶本也有同样情况，但它却明明刻于嘉靖二十七年。（二）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写于癸亥春正月的《三国志叙》，一般认为此“癸亥”即天启三年癸亥（1623）。张志和因此“叙”为手写体，其次的目录字体也与正文不一致，便认为“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板。”文章认为张氏所指为明代后期坊刻小说、戏曲的常见现象，不能据此否定“叙”、目录与正文刻于同时。（三）指出黄正甫本实出于叶逢春本一系的本子之后，证据是：（1）叶本十卷，黄本二十卷，实系将十卷分拆而成，第七、八卷尚留有分拆之迹。（2）黄本已经是经过删削的简本，其前必有供其删削的繁本，而叶本正是此类繁本。（3）叶本尚无后加的关索故事，而黄本已有。（4）叶本有嘉靖二十七年序，黄本的叙为天启癸亥作，是黄本必出于叶本之后。文章的结论是：“张氏用来证明黄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证据无一条能够成立，而对于黄本的序写于天启间这一点他也并无异议，说黄本的版本乃是旧版又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证据。所以，我们仍只能承认黄本是天启间刊本。”“黄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而不负责任的本子。”

　　三是陈翔华的《〈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11〕。文章针对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三国》的最早刊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的观点，从三个方面予以辨析。（一）从刊行者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通过考证，说明黄正甫乃是明代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大约生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由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的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间。如果说黄正甫大约在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刊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除了《三国志传》，黄正甫刻印的其他几部通俗畅销书，也都刊行于万历年间。（二）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自身的情况来看。此书乃孤本，仅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二十卷八册，金鑲玉重装本。（1）关于正文。此本各卷卷端所刻书名，都有“新刻”、“考订”等字样，表明黄正甫本决非“最早刻本”。而将黄正甫本与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的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比较，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刊刻时间应在双峰堂本之后。（2）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有人认为正文比“叙”、“目录”早，“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其实，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先后。而正文中的一些错误与卷首的《君臣姓氏》颇为相似，令人难以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至于所谓黄正甫本的“封面”，实指其书皮。其纸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是民国年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也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将此民国年间所加的书皮当作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作刊刻时间先后的例证，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总之，黄正甫本刊行于天启年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三）综观明代的著述记载、版刻记录等资料，可以肯定，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

　　在2003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中川谕提交了《〈三国演义〉诸本三系统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的性质》一文。文章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

　　然而，张志和在提交给2003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六届《三国演义》研讨会的论文《略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前出现的几种〈三国志传〉版本》中，仍然坚持认为：“在《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中，今所见最早刻本亦即该书的祖本是明代建阳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版本中的最早刻本，该书中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种种明显痕迹，这些痕迹的存在以及后来出现的版本对这些痕迹的因袭与修改，成为确定其他版本流传情况的明显标志。”为此，一些学者与张志和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争论。我认为，张志和这篇论文提出的“通过各种版本文字内容的详细对勘，寻找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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