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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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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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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小说的文学性和娱乐性，所以才会有上述的理解。但是，胡适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化了，他只抓住了小说外在的某些特点，缺乏对小说的全面理解。鲁迅的解释比较全面，但又不够深入，因此整个20世纪对《西游记》原旨的探寻就从未停止过。如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造反”说、“农民起义”说、“投降”说、“镇压”说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观点只能视为对小说主题的解释，而不是对“原旨”的理解。因为它脱离了作品产生的那个特定时代，是社会政治意识不断强化的结果。其弊端是将小说的整体割裂了开来，或用“双重主题”说、“主题转化”说强作解释。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将问题简单化、武断化，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将小说置于其产生的那个时代，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且有新意的是以下几家。
张锦池在《西游记考论》中从“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史”、“世德堂本的怪异署名”、“观音和孙悟空的关系”、“与《水浒》的思想异同”、“与《焚书》的思想联系”等五个方面作了考察，认为《西游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治平人才以及如何对待这类人才问题。认为道学之中已几无治平之人，期望能有观音式的人物去发现并起用孙悟空式的人物，以扫荡社会邪恶势力，共建玉华国式的王道乐士，这便是作者的创作本旨”。这一观点着眼于人才问题，显然受到了“重视人才”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大闹天宫”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新兴市民势力反对传统封建等级的观念和制度，提出了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民主平等要求”，从而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势力机智、聪明、奋迅进取、积极乐观以及个人奋斗的阶级特性”[1]。这些见解前人未曾论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角度。
袁世硕先生也探讨了小说的主旨问题，袁先生说：“唐僧取经的故事，原是弘扬佛法的，后来加入了道教的神道，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原旨被冲淡了，但大旨没有改变。《西游记》小说一开头就把热情赋予了孙悟空，借着原有的一点因由，渲染其对诸界神祗的轻慢、桀骜不驯，便显示了与取经故事原旨相悖的倾向，注定后面的取经故事也要发生肌质的变化。”“在这既定的取经故事的大框架里，在许多与各种妖魔斗法的生动有趣的情节里，作者注入了寻常的世态人情。”“在小说中，一切都被世俗化了，读者从神魔斗法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熟悉的社会诸相。将神佛世俗化，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调侃，也便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原是人为的神秘性、神圣性，但觉得好玩，而丢掉了虔诚的敬畏。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精髓、价值之所在。[8]袁先生从小说所叙写的实际内容和艺术效果入手，得出了以上结论。
林辰先生在其《神怪小说史》中对以往诸家评论打了个比方：“试想旧说、新说、今说，都有道理，又都不能完全自圆其说而否定他说。这正像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摸着腿的说是柱，摸着肚的说是壁，摸着鼻的说是蛇。因此，笔者认为：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经过长期积累的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庞杂，主题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不宜于用什么单一的主题去套它。”[9]林先生的见解十分通达，这也正是阐释学的观点。但是林先生终于还是要对《西游记》的原旨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鼓励人们勇敢向上的神怪小说，是一部具有寓言性和讽刺性的作品。……笔笔不离世事人情……尽管也有崇佛抑道的倾向性，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仍居于主导地位”[9]。所谓“鼓励人们勇敢向上”，与张书绅“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大体相当。“三教合一”更是前人多次提及。而林先生所强调的“寓言性”，尽管前人也曾多次说过，但却是这部小说的本质特征之所在。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编第八章由黄霖先生撰写，其中对《西游记》原旨作了这样的概括：“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神幻、诙谐之中蕴涵着哲理。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10]黄霖先生认为作者主观的意图与作品客观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主观意图的分析与明代评论者的观点相一致，而对客观效果的分析则颇有新意。
不仅年辈稍长的学者在认真地苦苦探索，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李安纲教授在其五卷本《〈西游记〉奥义书》的“自序”中指出：“《西游记》的主题并不是‘滑稽’、‘谐剧’和‘好玩’，而是在表现全真道的教义，……并不是在讽刺佛教、道教，而是以道教全真教经典《性命双修万神圭旨》为原型，混一三教，整合文化，从而建立自己的结构体系。”具体来说，“第一回采用了宋代俞琰的《乾坤交变十二壁挂图》的结构，前七回孙悟空的故事又采用了邱处机的《大丹直指》的结构；儒、释、道三教学说各自成体系，却又浑然一体，毫无龃龉地统一在《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的网络结构之中。”“孙悟空是人类心灵的象征，而心灵就是佛，所以最终正果是‘斗战胜佛’。因为修道就是修心，修心才能成道，必须无往而不斗，无斗而不胜，才能脱去凡心，成就圣心、佛心。”[11]李安纲教授的这些见解延续并发展了清代刘一明等全其道的观点，只不过说得更为直接、更为全面了。
陈文新、乐云合著的《〈西游记〉：彻悟人生》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具有浓郁象征意味的神魔小说”，“是一部寓有心性修养的严肃主题的书”。“对《西游记》的主旨，我们不可过于拘泥。《西游记》的内涵不限于劝学，不限于谈禅，也不限于讲道。但用‘求放心’来论说其大旨还是较为合适的。所谓‘求放心’，即将放纵的心收回，这是一个心性修养的命题。从这样一个视角看问题，《西游记》所写的一连串降魔服怪之役可以理解为对自我心灵中各种欲望的克服。”[12]这显然与明代陈元之、谢肇淛的观点基本一致。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从明代到今天的四百余年中，对《西游记》原旨的阐释与接受，似乎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所以说是“似乎”，是因为谁也否定不了谁，就像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样。尽管如此，还是应当重视小说产生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种种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离作品的实际过于遥远。至于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而归纳出种种主题，这倒不必去深究，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一部寓言性的小说，其中的神也好，怪也好，只不过是象征手段而已。
【参考文献】
[1]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406,252.
[2]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55-556.
[3]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493,495,496,499,498,508,513,510,511,501,504,500,456,460.
[4] 谢肇ｚｈè＠①.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12,302.
[5]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史献出版社，2003.900.
[6]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923.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31-132.
[8] 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C].济南：齐鲁书社，1999.125-146.
[9] 林辰.神怪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01,304.
[1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杜，1999.152.
[11] 李安纲.《西游记》奥义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9.
[2] 陈文新，乐云.西游记：彻悟人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67-176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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