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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书过程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虽然辛亥以来还存在私家藏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要求废除旧式藏书机构，建立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一种社会的趋势，如嘉业堂般的藏书楼已日益暴露出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弱点，三十年代，蔡元培参观嘉业堂后感慨道：“可惜太旧了。”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其次，刘承干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工商业，藏书不过是兴之所至以及为父亲编书而为，就总的情况来看，刘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购书后，已将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对藏书业则过问较少，热情大减。
再次，藏书楼制度不严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阶段人员配备较齐、分工较明确外，其余时候人手奇缺，几乎无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书的庋藏混乱。
虽然嘉业堂藏书历史不长，藏书楼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刘承干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以来私人藏书家的巨擘，毫不过分。”他不守历代藏书家只重宋元本的陋习，而是广收博取，对于保留古代典籍起了巨大作用。他收藏的明清诗文集，虽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在今天来看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海内孤本。刘承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他得书后从不珍秘，不但将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还大量刊印古籍，广播为守，使不少濒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传，对传播古籍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刘承干还刊刻了相当的清朝禁书，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龙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闲鱼闲闲录》、《三垣笔记》等禁书。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是颇为欣赏的，他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致杨霁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嘉业堂兴衰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业堂藏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衰落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尽管刘承干想使他的藏书“世守勿替”，但服务对象相对狭窄的私家藏书楼其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务大众的新式图书馆所取代。
作者：后志钢 [2001-7-1 22:30:32]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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