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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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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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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音律》以及杨恩寿[注: 杨恩寿（1835～1891）中国清代戏曲家。字鹤俦，号蓬海，别署蓬道人。同治九年（1870）中举，长期在各地课读或作幕宾，光绪初年授盐运使衔，为候补知府。]《词余丛话》所引，自“今之院本”至“深可痛恨”，当为陶石梁(名奭龄，1565—1640)语，可见石梁的上述观点影响颇为深远。
首先，蕺山承认“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其中“有邪正之不同”，然而同时他也承认在当今世俗社会，这些“梨园唱剧”的文学作品已然“必不能废”，只要利用得好，小说戏剧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先辈陶石梁”的一段话，来引证“今之院本”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已经远非“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可比，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宣扬的“孝子悌弟、忠臣义士”的悲壮故事以及“因果报应，秋毫不爽”的果报思想是极易感化人心的。当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淫秽唱本及戏剧则应严加防范，是绝不可入眼或入耳的。要之，小说一类的作品具有正面积极的教化意义，在这一点上，蕺山、石梁的观点正与上述阳明所言相同。重要的是，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戏子”的劝善功能、化俗作用。
诚然，依阳明的心学理论，劝人为善固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人之所以必然向善，乃是出于良知自觉，而非出于外力的强制，更非出于求得好报的目的，因此“使无祸福报应，善可不为耶”这一问题的设定，对于阳明来说，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换言之，为善与“祸福报应”并无任何理论上的必然关联。但是阳明对于《周易》“余庆余殃”说的肯定，乃至对“戏子”的劝善化俗之功能的肯定，却从另一方面说明，阳明(包括后来的石梁、蕺山)意识到良心自觉的口号必落实在人人为善的社会实践上。也正由此，阳明着眼于“戏子”的劝善功能，认为它具有感化人们“良知”的正面意义。而在阳明后学之一员的陶石梁看来，问题更直截了当：正是由于小说唱本这类文学作品大多提倡“因果报应，秋毫不爽”的观念，因此对于教化人心、移风易俗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从阳明“神明殛之”到石梁“因果报应”，表明在心学的道德劝善思想中，已不免涉及“报应”一类的宗教问题。特别是从阳明学发展到阳明后学，“因果报应”思想已发生了由隐至显的转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正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道德的善恶与人生的祸福是否必然关联。这个问题正是晚明以降道德劝善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可看出，“德福”如何一致应是儒学(包括阳明心学)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王守仁[注: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艮，王心斋全集[M].京都：中文出版社刊和刻本.
高攀龙，高子遗书[M]//文渊阁[注: 文渊阁，清宫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1292册.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贺长龄[注: 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人，原籍浙江会稽。高祖上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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