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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 ——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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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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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和讽刺色彩；即便诗人真诚地认为自己的这次恋爱是“初恋”，与挺着大肚子的现实状况相较，更富闹剧和反讽意味：哪个女人身怀六甲还有能力进行自己的“初恋”？解读《春曲》可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萧红当时的现实处境和真实的心理状态。
二
正如前文所分析，“二萧”的结合并非为了“爱的缘故”，而是因缘际会，偶然性和现实性的因素较多。二人缺乏较深厚的情感基础，萧军总是扮演“保护人”和“救世主”的角色，而萧红总是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对她来说这在患难之初是需要的，可以容忍的，但随着萧红在文坛的崛起，她的文学成就使她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时，二人之间的裂痕便进一步扩大。实事求是地说，从1931年两人相识到1936年分手这6年的时光是萧红31岁短暂生命中最重要、 最辉煌的时期：她由一个不名一文的贫弱女子一跃而成为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从社会的底层进入社会的主流，艺术上由幼稚趋于成熟，形成独具魅力的写作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6年中萧红的生活道路、精神历程和生命质量得到完满的飞升和充分的发展；或许相反，萧红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痛苦与日俱增。公平地讲，这不能完全归咎于萧军情感的粗糙，行为的粗鲁，生活的粗疏，也不能只是责备萧红情感的脆弱和对男性过分的依赖。许多研究者在探究“二萧”关系最终破裂的原因时，把目光往往放在二者之间性格的差异上。其实，夫妇间性格差异未必一定会引起龃龉和抵牾，在多数情况下反而因性格的互补使婚姻更为融洽。萧红与萧军的分手有更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原因，比如身体方面，比如对配偶的不忠、轻慢和歧视等，都不容忽视；可能这些因素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考察这些具体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观察到他们的裂痕如何一步步扩大。
关于疾病。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14] 萧红短促的一生中被各种疾病纠缠着，常常因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她经常写出这样的句子：“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细得比丝线还细了吧！”[15] 自从萧红怀上第一个孩子，各种各样的疾病便与她结缘：头痛、脱发、贫血、胃疼、肺病、妇科病等等。据说，她曾吸过鸦片，后来被迫戒掉了[16]；但她吸烟很凶，还常常以酒浇愁，不断地作践自己的身体。丁玲曾回忆道：“觉得有种很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预言。”[17] 张琳对萧红的嗜烟记忆犹新：“她的脸色很黄，样子也很憔悴，我私信她有鸦片的恶好。后来才知他并不吸鸦片，但对烟卷却有大癖。不错的，那天晚上，我便看见她烟不离手。”[18] 萧红的病主要还不是她的烟酒之好，而是贫血、饥饿、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的未婚先孕，在怀孕期间遭逢惊吓、冻饿和水灾等困扰，致使留下无法治愈的各种隐疾。许广平曾以一个女性的细腻和体贴记录过萧红曾因月经不调每月都要遭受肚子痛，而且“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19] 的情景。萧红的疾病使她敏感、脆弱，特别需要、甚至渴求别人的关怀和同情，而作为丈夫的萧军总是“粗线条”的，根本不把萧红的病痛当回事。当萧红在日本向萧军诉说腿肚上被蚊虫咬3个大包时，萧军认为“腿肚上被蚊虫咬3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像如此一说，这大包就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我们俩体性不相同的地方”[20]。萧军的确很难体会萧红疾病的痛楚，他自夸自己是健康的，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何深刻的。所谓“关心”，对萧军来说，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致“礼貌”上的关心，很快就会忘掉的。萧军对萧红疾病的漠视和冷淡使他们之间在身体上不能达成契合；当一对夫妇在身体和感觉方面出现了错位，便开始了心灵和情感方面的某种裂隙，因为所谓恩爱，首先指灵与肉的和谐与默契；很难想象对对方的“身体语言”反应迟钝、麻木不仁的配偶之间会产生“心有灵犀”的高度契合。
萧军不仅漠视萧红的身体，而且还对这个多病之躯施以暴力。关于萧红挨打的记载有很多，但萧军后来多次为自己辨白，说萧军在梦中与什么人争斗，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个“乌眼青”[21]。但许多当事人如靳以和梅志都对萧红挨打的这件事有清晰的记载：
从前那个叫S（指萧——引者注）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蕴满盈盈的泪水了。”[22]
对于挨打的事情，萧红本人也有多次陈述，如1938年她就向聂绀弩抱怨说：“做他（指萧军——引者注）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23] 看来萧红对挨打始终愤愤不平，她几乎不能忍受萧军的拳脚，她的怨恨和委屈跃然纸上。在小说创作中，萧红也没有忘记借“闲笔”对男人打女人的事给予嘲讽和揶揄。《呼兰河传》中有这么一段：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24]。
可见，萧红身体方面遭受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疾病的折磨，一方面来自萧军的拳脚，而且当萧红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仍遭此屈辱，她逃离萧军、摆脱萧军的情势在所难免。 关于“外力”干扰。所谓外力干扰是指萧军的外遇。如果说疾病和挨打使萧红的身体遭受创伤，那么，萧军的外遇和对萧红写作的蔑视则直接构成了对她心灵的伤害。对于夫妇双方来说，外遇并不仅仅意味着两人契约关系的违反和游离，在深层意义上更意味着对另一方人格和感情的轻贱、伤害甚至践踏。尤其对萧红与萧军这样的所谓“患难夫妻”来说，任何一方在感情方面的不忠诚都是对他们共同渡过的苦难岁月的嘲讽，所谓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庄严都予以无情的戏弄和颠覆，只剩下虚无和滑稽。事实上，萧军实实在在地做了践踏这种庄严感和尊严感的事情，而且不只一次。许多传记对萧军的“外力”干扰的事大都轻描淡写，甚至存而不论；许多研究者或出于不屑或出于怕遇麻烦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探究个人私生活是“无聊”的事情，致使作家的研究流于平面化和浮泛化。其实，情爱心理最能体现一个人人格的诸面相，透视一个人（尤其是作家）的情欲生活才能对他的行为（创作）和人生态度的动因、方向、兴奋点给予合理而有力的解释。就目前所搜求的文献资料来看，萧军至少有两次“出轨”行为。第一次是在1933年的哈尔滨，第二次是在1936年的上海。在哈尔滨时，因出版了《跋涉》且在报刊上经常有文章出现，萧红、萧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夫妇”了。这时，一个来自南方的16岁的少女陈涓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陈涓长得很漂亮，且是一个爱幻想、喜欢文学的女孩，对青年作家萧军崇拜自不待言。虽然不能说萧军是一个爱好寻花问柳之人，但他个性好冲动，任情感支配而不顾一切，尤其是对待异性，他更是如此。虽然文字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冲动地对待陈涓，但从她对萧红和后来的妻子王德芬拼命追求、死缠烂打的决绝态度上可知一二[25]。另外，两篇较早的文献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这件事。事隔11年后的1944年，陈涓给萧军写了一封公开信，来解释她当时与萧军的这段小小的情感波折，在信中说：“我总想详详细细地写一封信给你，把我们之间的误会的冤结解开。虽然我也曾奢望地期待你的归来，向你剖白我的心——对于你们两位作家的心，是如何忠诚，如何单纯，但是岁月无情……”[26] 据丁言昭叙述，当时的萧军对姑娘的追逐十分猛烈，又是送玫瑰花，写情书，又是上前拥抱、亲吻，弄得少女心慌意乱，不知所措[27]。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吓坏了，一个16岁少女怎能承受得了“萧军式”的猛烈的爱情火力，她只能悄悄离开了哈尔滨。这时，紧张而痛苦的萧红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28]。萧军在上海的“外力”干扰是与一位叫H夫人的女性发生的恋情。萧军后来承认了这件事：“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29] 这次“无结果的恋爱”的直接后果是使萧红出走日本，回国后又一次离开萧军去北京，以逃避这种感情上的伤害[30]。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萧红因萧军的外遇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要读一读萧红的诗《苦杯》（11首）便十分明了。下面抄录5首可窥见一斑。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五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六
他又去公园了，/我说：“我也去吧！”/“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八
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却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十一
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31]。
以上分析可知，萧红与萧军之间从身体到感情，从气质个性到思想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裂痕一步步扩大，最终分手在所难免。1938年4月在西安二人终于分开，从此，萧红再也没有见到萧军，便成永诀。
三
不管是当时的文艺圈，还是现在的研究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对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都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她与端木蕻良在1940年离开大后方，飞往香港的举动表示费解和不满，对她死于太平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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