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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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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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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文学像一只被政治参与热情与人生自信同时鼓荡起的方舟，责无旁贷地负载起嘉道士人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
动荡的时代和士风的高涨，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在构筑人生理想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倾斜，他们并不安分于在纵恣诗酒、白头苦吟中打发一生。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十分推重两个历史人物，一是汉代盛世而出危言的贾谊，一是南宋衰世而倡王霸的陈亮。他们议论风生，言关天下社稷，为帝王之师的潇洒风采，令人神往，而无形中被奉为追寻效仿的楷模。在嘉道士人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的认同中，其对立功的渴望，远远超出立言、立德。他们以“国士”而不以“诗人”自期，以为“儒者当建功立德，而文士卑不足为”。①在这种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中陶铸与造就的嘉道文学精神，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和自作主宰意识的扩张。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字。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文章以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故而有种种愚民之举。“士人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之一：
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大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②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者之幸，却是天下士人的悲哀。此文的言中之意、弦中之音，即在于呼唤豪杰之士奋发崛起，识破人主类似乐籍的种种钳塞之术，冲破拘囿思想的牢笼，恢复“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振刷议论图度、指天画地的精神，摒弃奁体词赋、一切游戏不急之言，奋力而为议论军国、臧否政治之雄文。因而《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术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 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这一点仅从他们对诗文表现题材的分类与价值评判中即可窥知。管同将古文辞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穷而后工”，“得乎山川之助者”为文士之交，“穷则见诸文，达则见诸政”③为圣贤之文，主张以全力为圣贤之文，而以余力为文士之文。梅曾亮以为：文有世禄之文与豪杰之文。“模山范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者为世禄之文，“开张王霸，指陈要最”④者为豪杰之文，而推豪杰之文为尊，世禄之文为卑。张际亮把汉以下诗分为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力倡“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⑤的志士之诗。对隐含着注目人间、拯时救世价值取向的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士人文学宗尚与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经术、治术文章合一，立言而为帝王百姓之师，这种人生目标，对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讲，比吟咏性情，描摹风月更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嘉道士人把诗文创作视为畅抒理想、昌言建策、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和排遣社会参与冲动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不能出将入相，亲挽狂澜的情况下，企求在议论时政，抒写感慨，作人间清议，写书生忧患中，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龚自珍“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估评论”①，“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②，张际亮“著书恸哭敢忧时”③，汤鹏“非争墨客词流技”，“微词褒贬挟风雷”④的诗句，都不啻为一种自励，一种号召，它包蕴着旺健的入世精神。
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如果说，参与现实、参与政治的文学价值取向，是嘉道文学精神的直观显现，那么，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则是嘉道文学精神的内在蕴藉。两者共同显示出士风振刷的实绩。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造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⑤。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⑥，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敝，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造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造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造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己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魏源在《诗古微序》中提出“循情反性”之说，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龚自珍在《宥情》一文中，设甲、乙、丙、丁、戊数人就“情”这一问题互相辩难。对于纷纭众说，作者未明确置之可否，只是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萦怀于童心，留连于母爱，斩不断袭心之阴气，言不尽少年之哀乐的感觉。此种无可奈何，无力拔却的情根，“则不知此方圣人所诃欤?西方圣人所诃欤?”⑦距作《宥情》15年后，龚自珍作《长短言自序》，则一改《宥情》中的闪烁其辞，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孰为尊?无往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造者的内在凭藉，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造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声音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尊情之外，真与伪，也是嘉道士人使用频率极高的批评词汇。真者，得天趣天籁，读其作，知其人、其世，知其心迹；伪者，揖首于古人与成法，饰其外，伤其内，害其神，蔽其真。真者，是心力强健、蕴藉深厚、充满自信的表现；而伪者，是泯灭本真、摧戮性灵，丧失自信心的结果。嘉道士人之崇真黜伪，意在恃崇真而一无遮拦地泄发幽苦怨愤、忠义慷慨之气，借黜伪而讨伐扫荡拟古复古之俗学浮声。崇真黜伪促使他们将目光超越纵横交错的流派门户间的庭阶畛域，而理直气壮地树立起“率性任情”的创作旗帜。姚莹自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①龚自珍为汤鹏诗集作序，以“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②为诗的最高境界，都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自作主宰的气度和风范，它传达出一代士人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渴望。
“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在盛衰交替的历史瞬间，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龚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抒写了他对新的文学精神的憧憬与向往：
龚自珍曰：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狭隘，无诗也；适市者，其志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天下之山川，莫尊于辽东。辽俯平原，逶迤万余里，蛇行象奔，而稍稍泻之，乃卒恣意横溢，以达乎岭外。大海际南斗，竖亥不可复步，气脉所届，怒若未毕；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则尽此矣。诗有肖是乎哉?诗人之所产，有禀是乎哉?自珍曰：有之。夫诗必有原。《易》、《书》、《诗》、《春秋》之萧若□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揪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夫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审是，则诗人将毋拱手欲□，肃拜植立，挢乎其不敢议，愿乎其不敢大言乎哉!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畅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自然。
不屑为孱弱纤细、平庸世俗之声，而欲肖巍峨山川蛇行象奔之逶迤，禀承其恣意横溢之气脉，取原于经史子集，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磅礴浩汹，放言无忌，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这不正是一代士人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的形象化写照吗?道济天下的志向，敞开通达的心灵，使嘉道之际士人充满着蓬勃朝气。他们奔走海内，联络声气，广结同志，或形交，或神契，不论师承、出身、地域，以砥砺志节相标榜，以道义文章相吸引。尽管其艺术造诣有别，审美情趣不同，而彼此间以诚相见，互相推重，互相勖勉，共同促进嘉道之际文学冲破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忌，终使嘉道士人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 三、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
与清代清淳雅正的文学风貌相比，嘉道文学所显示的最鲜明、最基本的总体特征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这一总体特征在惊秋救敝、忧民自怜两大文学主题中得到展示。
当嘉道士人渐次恢复了“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时，清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现状，使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风士风转换与文学精神确认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在严峻的现实危机面前，顿时化作阵阵忧愤悲慨之雾，弥漫于纸上笔端。他们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穷形极象、痛快淋漓的衰世披露，为封建末世留下有形的存照，为天朝上国撞响夕阳西下的警钟。这类旨在撩开天朝盛世帷幕，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富有形象性与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并谋求解救方策的作品，其主题可称之为惊秋救敝。惊秋救敝主要表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代士人的敏感心灵与思想锋芒。它的存在，使嘉道之际文学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写性。
清王朝曾有过国力强盛的历史。19世纪初，这一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开始走向江河日下的颓败之境。危机如同凛然秋气，逼近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统治者尚沉醉于文治武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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