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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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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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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辉煌业绩中时，留心古今的知识群体，已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嗅到萧瑟秋气的逼近和山雨欲来的气息。漕运、盐务、河工，被清人通称为三大政。漕、盐、河三政均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经济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因循旧例，经营管理不善，三大政至嘉道之际弊端丛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堵塞的三大漏卮。漕运包括征粮、运粮、入仓等多项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官吏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最终导致粮价飞涨，使运抵京师的漕米为当地价格的十数倍。盐务如同漕运一样，由于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盐官得盐商之贿赂，给予盐商以种种方便，盐商一方面哄抬盐价，一方面逃避缴税，使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国库盐税收入大减。至于黄河治理，更是困扰清政府的大事。由于黄河长年失修，河底淤泥日高，嘉道之际数十年间，河堤几乎年年溃决。政府每年拨巨款治河，但多被官吏贪污挥霍。薛福成《庸庵笔记》追记道光年间南河总督衙门滥用治河经费及其奢侈之举道：“每岁经费，银钱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以宴席而言，厨工常以数十猪之背肉，为豚脯一碗，余肉皆委之沟渠；又驱活鹅数十只奔走于热铁之上，取其掌食之，而全鹅皆弃。至于食驼峰、猴脑，以河鲤之鲜血作羹，无不取其精美，极尽奢华。“食品既繁，虽历之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宴席之外，车马、服饰、交游莫不挥金如土，“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至。举人、拔贡有携一纸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至。”①如此暴殄天物、挥霍钱财，国家虽岁糜巨币以治河，河何可言治!
与漕、盐、河弊政同为士人忧者是鸦片的泛滥。在鸦片贸易日益扩大，成为漕、盐、河之后国家财政的又一大漏卮的时候，魏源比较明清两代政事之得失，痛心而言：“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贷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从容不迫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②病漕、病鹾、病河、病烟、病吏、病民，财物匮乏，人才出于无用之途，清王朝已是多病缠身，国事危如积卵，怎可再高枕无忧，讳病忌医，作优游不急之言?
生计日蹙，漏卮不塞，天下多事，固然使人触目惊心；而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奉职为官者，无有为进取气象，中央行政权威，处处受到挑战，诸种政府机制的无能和国家机器的朽腐现象，更令天下人失望。将明哲保身，不思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奉职心态与贪赃枉法、有罪不惩、有冤不伸、铺张粉饰、欺上罔下的官僚行为，归咎于高度集中而走向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代士人的共识。
造成吏治腐败、政府官员无所作为的根源何在?龚自珍四篇《明良论》揭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俸禄过低，志向为贫困所累。二是上以犬马役仆相待，志向磨灭殆尽。三是用人唯论资格，志向无所施用。四是权限芥微，束缚沉重，志向无从实行。姚莹著《通论》，痛斥“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之士，是“坐视大厦之攲而不敢易其栋梁者”①。士气摧荡至此，并非国家幸事。国家一旦有难，则普天之下，无有挺身而出，拯道济溺，备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以其特有的扑朔迷离、雄诡杂出的文字，揭示霸天下者摧残士气之用心：“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②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一人号令，万众臣服，不允许有独立思考，不允许于号令之外有所作为，这正是封建政治走向僵化、走向极端专制的标志。霸天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而霸天下者一旦失却王霸之气，进入“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的困顿之境，则于何处可求有廉耻之心、凛然气节之臣?霸天下者可谓是咎由自取。
嘉道士人在凭藉理性的目光揭发社会弊端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还以重重叠叠、饱蘸情感的笔触，勾画出对这个没有黄钟大吕，没有勃勃生机之没落世界的估评与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③“天地有沧桑，知己以为宝。不见秋风吹，辟物已枯槁。万变亦寻常，消弭恐不早。槭槭无时终，耿耿向谁道。”④“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⑤“秋气已西来，元蝉鸣未休。笑彼不知时，讵识中多忧。”⑥纷纷纭纭的咏秋诗句，传达出一代士人对人间秋事降临的悲切。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承平依旧的景象，抒写了深沉的感慨。龚氏以四时更替为喻，以为初秋时节，人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无睹于秋象，无闻于秋声，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这正是人们承平日久，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愤交集、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⑦龚自珍以准确隽永的语言，表露出一代士人叶落知秋时节最难将息的忧愤心境。
在嘉道士人中，龚自珍善于以旁出泛涌的文思，雄诡杂出的语言，扑朔迷离的隐喻，表述他对形势时运的洞悉与评断。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演绎为治世、衰世、乱世，而以人才的盛衰境遇，作为三世推移的标志。衰世介于治、乱之间，其外表类似治世，但有才者却因无以自存而纷纷生背异悖悍之心，此距乱世已不远矣。龚氏以瑰丽神秘著称的《尊隐》将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会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聚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如果说，龚自珍以衰世和昏时暗喻他对社会时局的总体评价，其意象稍显晦涩朦胧的话，姚莹的“艰难之天下”说，则将一代士人的社会总体感受表述得直截了当。姚莹在《复管异之书》中，同样把天下分为三种类型，称之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其论“艰难之天下”道：“及乎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其“艰难之天下”所列举的种种杂症，不正是清王朝嘉道之际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吗？而“开创”“承平”、“艰难”之说，又何尝不是治世、衰世、乱世与早时、午时、昏时喻意的直接破译！ “昏时”与“艰难之天下”的社会总体评价，无疑仍是依据盛衰、治乱、王霸的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纵向坐标上进行的。在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密，而又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农业国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尚未惊醒东方帝国强盛之梦的鸦片战争前夕，摆脱昏时的梦魇，重睹宜君宜王之景象，由艰难之天下，重新步入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似乎是无可选择、顺理成章的现实演进道路。一代知识群体危言耸听，筹谋策划，大都出于对封建盛世、仁政王道芳菲重现的渴望与坚信。这种渴望与坚信，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蒙上了一层虚幻与乐观色彩。无数个补天情结，构成了梦幻的大网，使富有理性和现实深度的社会批判，在转向社会救敝改革方案的探寻时，突然变得充满浪漫气息。对兴衰治乱历史循环论的迷悟，过分相信封建肌体的再生性与重建能力，再加上知识群体目光视野不出中土华夏范围及思想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时虽然显得勇猛无畏，深刻有力，但在讨论变革途径时，却变得书生气十足，甚至迂腐浅薄。批判意识的深邃宽广与革新意识的平庸纤细，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这恐怕是光绪年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散乱的、自发的，由补天情结所支配的救敝改革骚动。支撑着改革热情和自救信念的是对帝国盛世再现的憧憬与渴望。以“国士”“医国手”自期的知识群体，无不希望通过对旧有政体和思想文化体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来消除危机，应付世变。他们根据最深切的自我感受，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武库中，寻求着救世的灵丹。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恰恰在这充满空想与梦幻色彩的寻求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希望通过读经、注经，把经籍中的普遍原则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办法来振兴政治、文化；或鼓动重新高扬性理主义的旗帜，“兴起人之善气，遏制人之淫心”，从而改善道德、风俗；或主张培士气，重人才，简政放权，发挥士及师儒的辅政作用；或强调以农为本，解决好河、漕、盐诸政，缓和经济危机；甚至建议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连篇累牍的政论之文中，仁政得施、王道实行，帝王得道多助，臣者惟德是辅，弊绝风清，朝野声气相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固末盛，物阜财丰，成为众笔所重重描绘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盛世强国之梦，不久便彻底破灭。步入封建末世的东方帝国，已是老态龙钟，再也没有雄风重振的机会。鸦片战争之前，封建帝国在封闭状态下的虚假繁荣与强盛，使清政府与全社会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危机的存在。知识群体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革新呼吁，常被视作杞人忧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封建王朝盛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也因此趋于紊乱以至于中断，这就使一代知识群体所开具的种种“以古方出新意”的救国之方，失去施用之所。不为世人理解的救世热情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使一代志士深为叹息。鲁一同在《复潘四农书》中，曾以医者、病者作比，揭示了救世者与政府、社会之间的隔膜。病者于病情并不自知，但凭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便讳疾忌医；医者虽有救国奇方，却无法为病者所接受、所理解：“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病者、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不信任而造成的紧张，使医者无从措手而病者愈趋沉重。作为医者之一，鲁一同和呼吁救敝改革的知识群体一样，一方面表现出救国救世、舍我其谁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不见用世的惆怅与无奈。自信使他认为：“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式，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无奈又使他承认：“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龃龉，不易措手。”①魏源是以海运代漕运的积极主张者。在道光初年海运一度实行后，他曾兴奋地称赞此事是“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②。但随后他就发现，救敝之事并不如此简单和值得乐观。鸦片战争后两年，他在谈论黄河治理问题时，慨然叹道：“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③步入颓败之境的清朝帝国，杂症并出，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方一药所能奏效。从救世的自信走向救世的无奈，虽给一代士人带来失望的痛苦，但也带有几分历史发展的必然。满足于“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不足以应付世变，解救残局。
在嘉道之际文学中，与惊秋救敝表现主题构成犄角之势的是忧民自怜主题。同惊秋救敝主题类似，忧民自怜是一种组合性主题。其中，“忧民”重在表现一代士人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恻隐之怀；“自怜”则重在抒写一代士人感士不遇的牢愁和对自我人格高洁、完满境界的内在追求。与惊秋救敝主题着眼于时代风云的追寻和现实课题的思索相比，忧民自怜主题表现出更多的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接；惊秋救敝主题表现了历史转型期文学独特的情感风貌，而忧民自怜主题则与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人道精神，构成了汇流联结。两大表现主题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交融的层面，它们在一代士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和谐统一。
民生民瘼，是邦国盛衰的显性标志，是“军国”、“政治”与“天下事”中的大宗。对民生民瘼寄予同情关注，以富有恻隐之心，合于讽喻之旨的笔触，揭示生民病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士人参与社会政治，实现兼济之志的重要方式。嘉道士人秉承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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