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明清小说评点考论 |
 |
时间：2009-8-8 16:42:13 来源：不详
|
|
|
构的批评和他们在这方面的美学观念。
二
毛氏父子曾在不同的语义层面使用“结构”一词，而我们将其评点略作清理区分，集中考察其关于《三国》大起大结大关锁的说法时，不能不注意到其中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榷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然尤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纪弑君之恶。而首篇之末，则终之以张飞之勃然欲杀董卓；末篇之末，则终之以孙皓之隐然欲杀贾充。（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22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撇开文本的含义不谈，毛氏所拈出的这些起结安排、中间关锁居然有如此巧妙的“照应”，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接连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它们到底是出于无意的巧合，还是出于作者有深意的构思安排？毛氏的答案当然是后者，只可惜没有说明清楚这种全篇结构的具体模式和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毛氏在后来的回评和夹批中，坚持这种对《三国》总结构特征的理解，并不断以文本的根据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如《三国》起首第一回，说了几句天下分合，几经兴亡，而至于东汉桓、灵二帝的话，毛氏夹批道：“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起。”（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2 页， 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叙事的起点是正常秩序的被扰乱，任用了奸邪或者贼臣乱政，打破了周流运行的既定秩序，于是故事开始了。《三国》第五回讲到董卓乱政而得势，惹来群雄并起联手攻打董卓。毛氏回评云：“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4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毛氏将《三国》百二十回分成十九卷，每卷六回或七回。第一卷七回，三国故事中的起首人物都已出场，除“桃园三结义”具“正统”色彩外，其余都是一连串的乱政事件，如十常侍变乱是乱自内生，如黄巾作乱、董卓入京是乱自外作。毛氏的评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叙述起点事件的性质。其余提到作为中间关锁事件的李榷喜女巫出现在十三回，伏完托黄门事在六十六回，孙亮识破黄门盗蜜在一百十三回。毛氏所以看重这些事件单元，无非因为它们加强政治失序的暗示，因而毛氏觉得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首卷核心事件相提并论，构成相互照应的“大关锁”。
《三国》最后两卷，讲到蜀汉和东吴的灭亡也伴随令人痛心的乱政事件。一百十三回和一百十五回刘禅信任宦官黄皓，荒怠朝政，终至于无可收拾。毛氏于一百十五回“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批云：“又有读书至终篇，而复与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则明明以十常侍为比，明明以灵帝为鉴。于一百十回之后，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见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连合，岂非绝世奇文！”（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141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一百十六回讲到钟会、邓艾大军压境，而刘禅尤信妖术。毛氏回评道：“黄巾以妖邪惑众，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师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张让隐匿黄巾之乱以欺灵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黄皓隐匿姜维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后有女妖，而女甚于男；前有十常侍，后有一常侍，而一可当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应尾，尾必应首。读《三国》至此篇，是一部大书前后大关合处。”（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142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三国》最末一回写到孙皓任用非人，滥施酷刑，终至亡国。毛氏亦有类似的评点，评点特别提到孙皓讥刺晋大臣贾充，以为它与首篇张飞欲杀董卓相似，是作者苦心设计而为乱臣之戒。（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一百二十回回评，第146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小说临末，作者再次提起“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头，毛氏评点忙补上一句：“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147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毛氏特别赞赏最后总括三国事迹的一篇古风，“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第147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毛氏父子对《三国》大起大结的看法有若干特点：以事件单元为中心，不取情节的连贯分析为解释作品结构的做法；注重所取的事件单元的某种性质，寻找具有此种性质的事件单元在整个故事的“首、身、尾”的出现。根据毛氏的思路，或许可以做如下的推论：一部巨构，如果它能够在故事的起结部位，安排某种事件单元以暗示或解释故事所由起的原因并且能够使事件单元前后照应，这就是具有内在完整性的结构。笔者认为，毛氏就是以这样的美学思想为背景去分析《三国》大结构的。站在亚里士多德美学的立场，我们很容易发现毛氏所指出构成大起大结的事件单元，实际上与大部分故事所述事件在情节上是分立的。因为相互之间不存在连贯的情节能够将两者统贯起来，大概这就是《三国》乃至大部分古典小说被认为结构不够精密的原因。但是，应该深思的问题依然存在：毛氏父子何以盛赞《三国》大结构的严密，甚至认为它一部如一句呢？毛氏的读解显然是有文本根据的，文本显示的起结事件单元在性质上的相似性，不可能是巧合的结果，而只能出于作者苦心构思的安排。毛氏的《三国》读解启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传统下的结构美学思想：古代小说家构思讲述故事的时候，遵循的不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原则；处于起结部位的事件允许与其他事件单元没有情节的连贯，但起结部位的事件单元并不是与其他事件单元不存在联系；起结部位的事件单元在整个大故事中处于解释和支配的地位，它们解释其后一系列事件单元发生出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起首的故事又被习惯称为“引子”。没有开头的“引子”，何来一部大书？起首和结尾故事的暗示、解释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它们与其间故事的联系不体现在形迹上，而体现在神理上。没有起首、结尾故事的暗示、解释，则如群龙无首。因此，老练的小说家总是在起首安排某种具有特殊含义的事件单元，有的还在中间进行穿插，有的则没有，以为其后出现的事件单元作暗示和解释，临末必设计性质相似的事件单元回应前文。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大结构的基本模式。毛氏父子虽然没有如此明白指出，但其中神理隐然存在于评点之中。否则就不会有“大照应”、“大关键”、“大关锁”种种术语了。对“奇书”大结构的模式了然于心的评点家，不止毛氏父子，金圣叹、张竹坡两家分别对《水浒》、《金瓶梅》大结构的批评同毛氏对《三国》的大结构批评一样，有同工之妙。
谈到金圣叹批《水浒》，不得不提到他对百回本体制的改动。他把百回本“引首”与第一回合并，更为“楔子”，以百回本第二回为第一回。故事结于梁山泊好汉大聚义后，卢俊义作了一个恶梦，梦见所有好汉被斩首。其余故事则被金圣叹腰斩，卢俊义的恶梦是金圣叹加上去的。金圣叹对百回本开头的改动，显然是嫌原“引首”未有起到充分“引”和“楔”的作用；而腰斩七十一回以后，更是“五四”以来《水浒》研究的一重公案。（注：参阅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水浒争鸣》第一辑至第五辑对金圣叹及腰斩的评论。该刊为年刊，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本文不拟深究金氏何以腰斩《水浒》，但有一点可以注意的是金氏腰斩《水浒》基本上遵循了古典长篇大结构模式体现的美学思想，他只不过在百回本高潮位置，把原作中种种对好汉必将没落的暗示强化为嘎然而止的结尾。金圣叹以卢俊义恶梦结，而百回本则以宋徽宗的梦结。以原作结尾体现出英雄事业终不免灰飞烟灭的虚无精神衡量，金氏腰斩与之相去并不太远，只是略嫌突兀。再从金氏版本成为其后三百年权威文本看来，读者对此也是接受的。这是因为两种版本的结构美学精神，不致相去太远的缘故。用这种眼光看金氏读解《水浒》，才不至于被腰斩孰优孰劣的争论所困扰。
金圣叹探究《水浒》大结构，同样注重起结诗、起首结尾事件单元的含义相似性和它们对其间故事的暗示、导引、解释作用。《水浒传》劈头一首诗后两句，“天下大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渲染江山依旧，日子周流的无事气氛。金圣叹批道：“好诗。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1页。）金圣叹看见文本起于天下太平，故作了一首水准三流但同样渲染天下太平无事的诗以对应，并自评云：“以诗起，以诗结，极大章法。”（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292页。）天道自然，人事周流，本来无事可叙，只因为人们自己违背自然天理，违反圣人古训，反常行为打破了既定的秩序，故从此天下有事。故事从无起而归于无有，其实十分符合这种古代宇宙观。《水浒传》作者亦是以此宇宙观为前提而叙述水浒故事的。所以，百回本也是以虚空了局。而容与堂本题李卓吾评点对结尾的批评，可与金圣叹“太平天下起，太平天下结”的观念相互发明：“施罗二公，真是妙手，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注：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天下从无事到有事必然起因于一系列反常事件，《水浒》就是以一系列反常神奇事件拉开序幕的。金圣叹的读解，十分注意发掘这些事件“引”和“楔”的意义。小说开头洪太尉上山求见天师，而天师正是一百单八好汉的隐喻，洪太尉有眼无珠，遇而不见。事后反说天师样貌“猥催”。金圣叹不失时机评云：“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甫端相马之后，见一部所列一百单八人，皆朝廷贵官嫌其猥催，而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 ”（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 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8页。）容与堂百回本此处只评一“蠢”字。金圣叹对好汉上山虽无好感，但对文本的隐喻意义的了解，与容本评者相比，高下立见。反常行为的出现正昭示从此天下多事，而洪太尉无缘识天师，暗示朝廷蔽塞，不能识英雄于草莽而有后来一系列“官逼民反”的好汉聚首梁山的故事。 洪太尉游览诸宫山殿而误开黑洞，走出一百单八个妖魔，事件中特别提到“石碣”，而“石碣”是镇魔所用。对于它在叙事中起的作用，金圣叹认为：“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止。奇绝。”（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0页。）金圣叹的评点看似无理，其实是指出“石碣”在整个文本的“首、身、尾”中起的结构和暗示作用。我们知道，在古典小说中某种性质相同的事件单元在整个故事中断续重现与某个意象在整个故事中断续重现所起的结构功能是一样的。《水浒》里的“石碣”就象《三国》里的乱政败德事件，起结构上贯串整个故事和暗示其后有事发生以及解释事件性质的作用。“石碣”在《水浒》中凡三见，此是其一。“石碣”被揭开，于是走了妖魔。十三回写晁盖有“石碣”之意而无“石碣”之名。晁盖别名“托塔天王”，得名于戏剧性搬走青石凿的宝塔。金圣叹认为此事“暗射石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