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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明清小说评点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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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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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关于《金瓶梅》的大结构，张竹坡还有“冷热金针”一说。上述讨论的《金瓶梅》一书大结构模式，体现于大起大结、具体的关锁方面，有具体的地域意象或事件单元为之张目。如起结分别是玉皇庙、永福寺；中间的关锁则是“冰鉴”、“发牒”、“幻化”。而“冷热”纯属气氛的渲染，张竹坡也把它看作是结构模式的一个关键方面。《金瓶梅》叙述的是由热到冷的炎凉故事，一百回在气氛上显然成一个冷热循环，前五十回是由冷到热，后五十回是由热到冷。造成气氛循环转换的原因不是情节的起伏，而是其中无数细节的烘托、渲染，它们汇集起来，冷热气氛如同一条带金针的线，将其中的无数琐事贯串起来，张竹坡将之形容为“冷热金针”。
幸而有明清之际评点家对古代第一流的名著出色的剖析，使我们能够借助他们的读解窥见古典长篇大结构的模式。综合三家评点对各自文本的大结构模式的解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与现代小说结构方式相去甚远的古代长篇结构模式的轮廓。第一，叙述的起点和终点总是为浓重的虚空感所笼罩，无论有志天下的志士、奸雄，无论不甘人生寂寞的英雄好汉，还是贪欲满腹的小人，他们能够创下的功业或大或小，然终免不了败亡湮灭。而叙事行为就是对世人“无——有——无”这种事功行为模式的追述，它意味着叙述也遵循“无——有——无”的故事框架。第二，组成大结构框架的事件单元，如“楔子”、起首数回、中间大关键、大结尾等，与主导故事的事件单元只存在非情节的松散关系，但它们自身的照应、关锁则是极其严密的。结构框架的组织成分诸如大起大结、各处关锁等，负责引导、组织、暗示其余主导故事的事件单元。这模式意味着长篇大结构不是由情节的直线或曲折贯串为基础的，而是由相对独立的结构框架的组织成分自己决定的。第三，大结构固然起组织其余主导故事单元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承担解释、暗示故事所述事件的起灭因由的功能。因此一般来说，在故事的大起大结处、关锁照应处，更能看清楚作者或叙述人的观点。当我们将评点家所揭示的这种古代长篇小说大结构的基本模式与西方小说的结构模式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是颇大的。不仅是结构方式诸如情节连贯的重要性的差别，更是背后美学原则乃至思想观念的不同。
三
明清之际评点家透过文本详细解读而阐释的古典长篇结构美学特征，应该说是有相当文本根据的，而他们也对这样的美学观念极表认同，用各种赞语诸如“精严”、“妙极”、“极大章法”等语来表示他们的美学立场。小说家与评点家，一方是天才的创造者，另一方是高明的批评者、欣赏者。他们的关系如同传说中伯牙与钟子期关系一样，一善鼓琴，一善听琴。清初李渔盛赞金圣叹批点《西厢记》，谓其批点“能令千古才子心死”，正可移用于三家小说评点。由此可见，美学原则和美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创造者和批评者共同努力凝聚而成，我们只有在文本与欣赏、批评的互动中才能看到某种美学原则和美学观念的清晰图像。
古典长篇小说大结构的基本模式之所以采取评点家阐释出来的那种特征和方式而不现出别种特征和方式，评点家于此问题并无深入的追究。他们的评点具有诗文批评的一贯倾向：点到为止，不详深究。但是，联系到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观的根本信仰和文人的传统思想教养，则更能看清小说大结构模式的美学观念的潜在理据。
古人对周流不息的宇宙大化万象，一般是持自然论的立场。宇宙万物运行无穷，时时都在变迁演化之中，包括人事现象，时起时灭，其中并没有目的和主宰。万象的起灭虽有其不得不然，但这不得不然不是内中的目的和意志主宰，而是万象自身的自然而然。这就是古人对宇宙大化的自然论式的根本信念。在历史上虽有墨子主张有意志主宰者在其中起作用，汉儒董仲舒亦讲天为一有意志之天，但多数哲学家不取此观点，而取自然论的立场。自然论是关于宇宙大化究竟性质的主流立场。（注：参阅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四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如《庄子·天运篇》云：“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其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注：《庄子·天运篇》，见王先谦《庄子集解》，第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天地日月动静周流，皆本其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如是运行，它们的运转并不能自己，并非其中有主张者、有维纲者在起作用；运行周流就是运行周流，并无目的于其中。东汉王充《论衡·自然篇》亦有云：“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注：王充《论衡·自然篇》，见刘盼遂《论衡集解》，第366～3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天无孕育万物生长的意志，是万物自然生长。一切事物的生成起灭都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自然论的观念具有排斥以因果律寻求事物相互关系进而给出最终解释的倾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宇宙大化性质的信念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叙事。当然，任何试图探究自然论观念与叙事的关系的做法，都得谨慎评估这种影响和注意将此影响划定在事实的范围内。因为古人叙事并非绝对不涉因果联系。人类自身的事件肯定与个人欲望有关，个人欲望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亦可以说是因果联系之一，而这是古代叙述人非常关注的焦点。但是，道德主体与事件起灭的关系是属于叙事中的微观方面，与这里讨论的自然论观念与叙事的关系有层次的区别，而后者我们留待下文再议。
排斥了事物因果关系的追究而对事物进程采取自然的态度意味着在叙事的大框架上应该显示出事物进程的本来“自然样貌”，而力排对事件进程的各种“主观解释”。刘知几《史通·二体》谓：“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考《史记》的体例，“本纪”、“表”的创设，实因于《春秋》。故《史通·本纪》云：“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世家”、“列传”、“书”，三体相近而均以人事为纲目，追求自然而然地显示历史的“自然样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直观性。推究司马迁创此一体例，似含有自然而直观地把握已经迁延消逝的历史的深意。在此体例下，史家多注重尽可能详细还原历史的“自然样貌”，针砭其中个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而少超越个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而探究整体兴衰的前因后果。因为在自然论的观念下，王朝的兴衰起灭关乎“天数”。“天数”已经是一个最终的解释了。若问何为“天数”？“天数”就是王朝的兴衰起灭本身，无可再说。史家和叙述人能够做的，就是指出参与历史中的个人行为的是非善恶，除此以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自然论信念的影响似乎划定了历史叙述中智慧的界限，叙事的智慧只在它可能发挥功能的范围内施展，超出这个范围只会徒劳无功。在“天数”面前，智慧是无能为力的。
历史叙事的传统为文学叙事所继承。文学可以虚构，与历史不同，但叙事的基本观念和方式却是一脉相承。无论《三国》、《水浒》，还是《金瓶梅》，其故事情节的安排组织都是循着事件的自然进程或人物的传记次序。《三国》是按照王朝分立兴亡的大架构而叙述；《水浒》、《金瓶梅》则依人物生死形迹自然过程作故事大架构。从这种大起大结的组织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叙事“列传体”的痕迹。而结构模式中“无——有——无”的故事框架，与其说表现了佛教虚无寂灭的本体观，不如说反映了自然论观念的立场。人事万象有起有灭，盖世功业也好，风流富贵也好，虽终归飘流湮灭，但它不是本体之空，而是事物的自然过程。事物周流不息，生生灭灭，从一个具体过程来说，却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循环。故事框架的“无——有——无”模式正是植根于自然论的观念。叙述者对故事的起结一面作万事终归虚无的感叹，说写梦起梦结的话头，另一面又对琐事、细节灌注了极大的热情，以显出事物、人物的“自然样貌”为“稗史”的使命；叙事者对“空”的偏爱与对“事”的热情恰好平衡完美地体现于小说大结构的模式之中。
自然论观念还表现在更深的层次。我们从评点家对《三国》、《水浒》、《金瓶梅》大结构的剖析中可以看出，小说家似乎没有兴趣利用重新组织情节的方式构造一个“人为地”叙述出来的故事；他们更喜欢将一段一段的事件单元连缀起来构成所叙述的故事。因此，构筑一个百回大结构所用事件单元往往允许与主导事件单元没有情节上的联系，或只存在微弱的联系。这种构思故事的方式显然反映了作者只企图“原样呈现”整个事件，而没有利用重组情节的方法使故事贯串“情节逻辑”，由此可使作家表达更丰富、更多面的人生感受。笔者有理由相信，大结构模式对“情节逻辑”的冷落与小说家对周流运行万物的性质所持有的观念相一致。小说家过度偏爱“人为的”重组情节，将会破坏叙述所应承担的“原样呈现”的功能，而这是古典长篇结构美学观念所不取的。小说家希望读者阅读被叙述出来的故事产生的感觉，与读者面对生息不已、起灭循环的世间万事万物产生的感觉，息息相通。故事中角色顺从也好，反抗也好，面对无可深究的“天数”、“定运”，长叹奈何；读者面对“以梦起以梦结”的一部百回大故事，亦不能期望有超出人力以上的挽回。因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并无因果在其中“作祟”。这与人生在世所要深切领悟的“天数”是一样的。无论人生，还是叙事，诘问必须在事物进程的自然而然的不得已面前打住。
然而，不要因为以上分析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以为长篇叙事文当中不存在叙述者视角的主观解释。叙述者只是无兴趣超出人事的是非善恶范围作因果解释，但对人事范围以内的是非善恶，叙述者总有相当深切的介入。哪怕他取多面游移的叙述观点，叙述人是非善恶的立场总是清晰可见的。古典小说作者道德立场的过分鲜明，论家已有指出（注：参阅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这种特征不只是叙述者道德立场的问题，它潜移默化渗入大结构的模式之中。我们从上文评点家对大结构的剖析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象。笔者以为，这与古代文人传统思想教养有深切的渊源关系。
自然论的观念虽然认为万事万物的周流运行没有目的，也没有主宰，但不等于承认人的自身行为对人事没有影响。孔子云，“尽人事，听天命”，一语道尽“人事”与“天数”的关系。由《左传》、《史记》开始的历史叙事，作者就充满了穿越人事迷宫的探索精神，然作者的探索仅仅局限于人事的是非善恶的范围。于是，每每可见的“史臣曰”、“太史公曰”的评价里，朝政的悲剧和王朝不可避免的衰落，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违背了圣贤的古训而放纵了自身的欲望的结果。明代“奇书”的作者也承继了这种对人事兴亡的儒家式的解释。不过，作者叙事观点的流露比外在于叙事的“史臣曰”、“太史公曰”更隐蔽、更艺术地融入叙事文本之中，文学叙事毕竟比历史叙事更讲究艺术。
“奇书”大结构大起大结和中间关锁照应的一套模式，尤其是开篇楔子和前数回，它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物出场布局的安排，而且还有作者立言本意的阐释，两者不可偏废。一部佳作好的开篇，必然融立言本意于角色出场的有序安排。这是“奇书”大结构的一大特色。明清之际的评点家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种结构模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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