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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理论缺失与真理、价值的双重迷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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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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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真理性向度维系起思维的主体性维度、整体性视野和思维的完整、完成形态。不承认有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不等于就可以放弃真理性的诉求。缺乏了真理性向度，思维只能瓦解为“观念”和“范式”的碎片。这只能是对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直义的、简单理解的后果，而它的“正面”理解就是理论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理论“范式”、理论“观念”被认为就像是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可以简单地拿来使用，而文学理论就是这个杂乱的工具箱。理论思维的主体放弃了理论的真理向度，实际上就沦为了“范式”和“观念”的思想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最高目标，大概充其量是期望将这些“有用”的“观念”和“范式”组织成一个自然科学式的“客观”和普遍适用的学科体系。
要求理论“有用”，本来并不算错。但问题就在于，这种“有用”是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上的“有用”。如果仅只从解析工具和文学知识的层次上理解理论的实用主义“用处”，无疑是对于理论的巨大误解。面对一个空前物化的世界，事物的本质似乎都漂浮在那个美其名曰“审美化”的生活表面上，人们的经验被离析得支离破碎又飘忽迷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意味着如下的思想态度：拒绝以经验的、直观的态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认知对象的那个光滑的世界只能从我们的面前滑脱，顽固地保持着它的“客体性”和“客观性”的异化本质。因此在这时，理论主体不是忘我地扑向客体和客观性，相反，理论主体以一种巨大的思维勇气，通过把自身的思维程序、思想经验、包括空洞的“经验”本身变成思维的客体，而实现自身为真正的思维主体。随着这种思维主体的自我离间化，在经验主体的混沌逼视下破碎和后退的客体世界，涌入思维的整体性视野中，成为为思维主体所肯定性地统摄和拥有的财富……出于对于这种理论化态度的误解，对于工具化和实用化的理论的拒绝也往往变成对于所有的理论和理论化态度本身的拒绝。很多人愿意将自己保持在才华横溢的诗性感悟和忧愤深广的愤世嫉俗的层次上，然而这样的思想态度是危险的，因为那种诗性的轻浅和“鲁迅式”的深沉，作为一种直接性的思想方式，在今天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以正向或反向、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联系于那个异化的“客观”世界，而缺少一种对于当下历史经验和历史情境的真实感：这种看似“诗性”、“自由”、“尖锐”和“深沉”的思想方式，它的出发点是经验的、常识的，它的学理根据是偏颇的、陈旧的和未加反思的，它的视野是片面的、受拘牵的。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今天，这种思想方式所能够介入和展开的思想空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非常有限的。 2. 由对于既往历史经验的一味拒斥和无休止的自我否定，而导致的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进程，是在不断地否定过往历史经验的现代性诉求中来获取其合法性和动力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将庄子哲学说成是“美学”③，这其中的意味就是，作为对于世界的总体性反思的哲学思维，实际上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能是“哲学”意味最强烈的庄子式的哲学思考，被认为只不过是对于一些“美学”问题的思考。这等于不仅否认了中国式的哲学思考、哲学思维的文化合法性，更否定了中国式生存的世界经验的整体性与价值的内在正当性，此中所体现的，就是典型的现代性诉求的片面视野和“自否”机制。从更大的范围上讲，这当然更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现代性历程及其相关文化机制与价值诉求有关：在此，当下的历史经验总是被设定为通往远方的乌托邦的跳板，价值的实现总是被设定在时间的前方，当下的价值正当性总是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时间拖着走，主体被世界拖着走，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中，只为挤进处于前方的时间窄门，而从来不自省一下在这样的过程中丢失了什么，放弃了什么。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在其中，这样的过程也打破了文学理论作为政治话语传声筒的格局，为文学理论争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开拓了理论视野，中国的、西方的迭出的“新见”、迭起的“新潮”也发挥了理论“工具”的作用。但没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根据和价值框架，缺少一种依据于历史经验的价值的自我肯定机制，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方的新潮“范式”和“观念”的涌入和对于它们中国式的浅层次的工具式“应用”，总体上是不成型的。它们构不成理论积累也训练不了我们的理论功底，甚至于反过来加剧了这种理论话语的价值根源与价值根据上的虚无主义，至少是麻木了对于这种虚无主义的感受力和克服它的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总体上成为与历史经验缺乏内在关联的空转的观念符号与话语游戏。
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无论是从古老的反映、再现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讲，语言总是与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即便与其他的艺术理论和人文学科相比，可能也是最无法保持自然科学式的客观知识和客观的理论“工具”地位的学科之一，同时最难于做到与价值世界无涉。文学理论其实是价值思维与价值表达的最便利的领域之一。阿多诺在上面引文中所讲的现代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绝不仅仅是指认知思维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它包括了本文所指的真理向度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价值思维与价值向度的内容。艺术和美学诉求的“共同的利益”，除了认知意义上的真理内容之外，更主要的是现代艺术经验所包含的价值辨析、价值批判、价值认同的价值思维意义。如果将文学理论客观化为一种客观知识和理论“工具”，或者是通过其本身虚无化、游戏化来表达某种价值立场，无疑是太过奢侈了。实事求是地讲，当下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价值虚无，根本上只是一种思维、理论主体的思想主体性的萎靡和放逐，谈不上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价值立场的表达。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学领域的显学“文艺心理学”为例，只是以知识题材从“社会学”向“心理学”的位移，也许从客观上构成一种对于“文学的主体性”的比较委婉含蓄的诉求与呼应，但从思维和理论主体的思想主体性和问题意识上着眼，与“文学社会学”的观念构成与理论预设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种与“文学的主体性”呼应的“文学理论的主体性”仍然遥遥无期，“文学主体性”的价值关注与价值诉求在“文艺心理学”那里，再次被客观化为自然科学式的学科范型的客观性和作为历史（历史主体、历史主体性）横截面的“心理学”（心理主体）的静态观照。④ 这其中也当然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那种冷静的“客观”和超脱的“高明”，只能是我们经常能够领略到的理论思维主体的思想无能与价值失忆的体现。
这种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与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是在相互作用中决定着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基本状况：认知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泛滥，使得理论思维进一步地枯萎与僵化，再不能唤起起码的价值冲动、真理激情和总体性视野；而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也使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再次蔓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虚无的克服，只是更多的理论“工具”和“实用”范式的引入与兴高采烈的使用。然而，要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本身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一种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这也就是元理论的思考或反思。其重点在于对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的理论前提、理论根据、理论本质的思考与反思。它的难点在于，既要有元理论的、哲学的思考高度，又要深入文学理论的学科实际，发挥现实意义。
三、走向“真理”、“价值”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
对于文学理论进行元理论思维或元理论反思的结果，就是要不断地展开、恢复、保持文学理论的真理性向度和价值性向度的开放性，或者说，就是要将文学理论展开、恢复、保持在真理思维和价值思维的开放性当中。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理论的“文学性”，是在真理思维和价值思维的交叉以及“真理”与“价值”的相互释义、相互生产中在场，是理论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预设的前提。理论思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本身同样是思维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知识客体的规定和以“文学性”预设自限的结果。因此，与上文所述情形相反，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的广阔视野及这二者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的关联性中来研究文学艺术与“审美”的问题，而不是将真理性与价值论局限于艺术与审美的范畴。而文学理论本身也需要在这样的基地上，获得重新确立自身的根据、重构自身的动力和重新介入现实的雄心。因此，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作为对于文学进行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思维，它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存在：
1. 它作为价值思维的存在。在文学理论思维的最核心的层次上，应该成为对于中国文学价值以及与文学相关的生活世界、生活形式的价值思维与价值叙事。一个国别的文学，一种民族文化-语言系统中的文学写作，区别于其他文学系统的本质规定性，正是在文学的艺术构成之下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肯定。文学的传统、文学经典、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应该在这样的视野内来进行审视。作为对于文学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文学理论学科，如果缺少对于文学和文学表达、反映和关联着生活世界的价值辨析、价值肯定、价值思维的能力，那它将是肤浅的，没有根基的，只能是空洞的话语游戏与空转的观念符号。今天所应该做的与1980年代正好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应该超出“狭义的真理”范畴，而看到“道德实践观和审美判断的理论理性的统一性”⑤，这也就是说，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美学（文学理论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美学范畴）当成哲学：庄子哲学无论怎样地富有诗意，它的哲学思考无论对于具体美学问题有怎样大的启发性和相关性，庄子哲学首先是哲学。在这背后，是一种整体性的真理视野，而尤其是一种价值自我肯定的价值思维机制。正像黑格尔所坚持的“真理是全体”，与他转述的斯宾诺莎的见解“限定即否定”中所提示的，黑格尔要解决的不仅是康德式的思维与逻辑层次上的二律背反，而且也要解决真理与价值的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体现的真理脱离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客观主义倾向，与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基底及主观、主体性维度的二律背反。对于总体性视野的限定，就是对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的限定，同时就是对于主体性的限定，这将导致主体思维在具体化与客观化中走向自我否定。尽管这样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在黑格尔那里，最终仍然是将价值统摄于真理，将历史统摄于思维，将生活世界统摄于理念世界，他仍然提示我们，至少是从反向提示我们，真理的总体性视野，不仅标明了思维的自律与自足的性质，而且也是对于生活世界和历史经验的完整性和正当性的维护。因此，总体性的真理思维或真理思维的总体性视野，同时就是价值主体的价值肯定与价值自我认同的价值思维。文学理论思维在最深层次上，就是这样一种在对于艺术规律的真理寻索中的价值肯定、价值认同的价值思维。文学理论的“中国”根性与“中国”特色，需要从其对于东方式生存与生活世界的价值思考与价值护持当中去寻求。
因此，所谓的价值思维并不是将“价值”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价值”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这样的思考将又变成一种“文学价值论”或“价值论文论”，我们实际也并不缺少这样的思考“成果”，而是说，思维形式应该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生活世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价值相关性。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将在科学主义视野中当作自明性的意义基底的“自然”的、“客观”的世界或世界的“客观性”，还原为一个生活世界内部局部性的意义构造的结果。“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强调一个不可被客观化、对象化的主体间的世界经验的整体性，就是在强调这个整体的意义-价值内在性，或者说一种内在性（内在于主体间的世界经验）意义与价值。文学理论思维作为价值思维在这种意义-价值的透明性和有机性中展开，这时理论思维的思维形式本身构成一种价值辨析、价值肯定、价值认同与价值叙事。文学理论思维从根本上讲，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忘我地扑向客体知识的“精确性”和“客观性”，而是一种自我思维、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后者又实际上只能是生活世界的价值思维、价值肯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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