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情绪表现为感觉经验的说明，通常便具有一种形式化的规范性(regularity)， 此规范性立足于一共同体的普遍性上，响应各种外部形式刺激以合宜的行动。 也就是说，除了透过言说、身体行动、展演、艺术创作、书写工作等等，人的情绪表达，甚至属于更初步的感觉分配过程，受到美学体制的管理(police)。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美学政治的实践过程，许多时候，这些情绪与形式内容，已远远超越戏剧里洒狗血的幻想剧码所欲达成的激情效果，完全消灭了仿真(mimesis)的阻隔，成为难以面对的现实。于是乎，像所有古早的文明传统那样，我们确实地以盛大的戏剧表演仪式，膜拜共同我们的神。

三、奢侈的仪式与不敬者？

（一）政治性谈话节目与全民大闷锅

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以及那些具有可见性的可感形式，都是作为共同体的呈现，也是共同体内分享者的生产。共同体的个人将对沟通和共有的情感，投注到形式的外在化实现中；这些形式，便是媒介。媒介既是Nancy说法中构筑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媒介、社会形式，也是Ranciere的皱折、纠结(knot)或悬置，是不平坦连续的表面也是他者的空间所在。媒介既是做为社会文化，或共同体的形式，便具备制造对共同体进行想象与感觉的能力。

在现代台湾社会，电视媒体仍然是最普遍重要的一种媒介，她具备了包含多种艺术形式再做转达的能力。台湾的电视媒体发展在解严，媒体开放与有线电视普及历程中，明显的，逐渐吸纳了传统意义上最有力的剧场形式的政治空间；八十年代社会运动中惯用的戏剧动员手法，如今也已和电视媒体动员相融合，　形成一种有力的动员形式，因而，其传播能力的效应反而成为许多问题的所在。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讨论近代社会对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当时报章媒体在共同时空感建立上的影响。而当下台湾媒体的影响，则是共同体建构在台湾的重要因素。我试图从一组对照式的电视谈话节目，来比较与展开做为媒介的形式，在共同体的情感分配与激情中，如何引发与影响我们的感觉经验。

（二）政论性谈话节目

若从共同体的过程，感觉形式的实践，与共同体自身的流变挣扎的角度，来看　台湾种种政治操作的感觉分配方式，最为明显可见的，就是在公共媒体上，政论性谈话节目形式展演，所进行的共同体之间的斗争 (，暂且不论在台湾，这种共同体的范畴，是否等同于单一国家认同)，与巩固自身的动作。政论性谈话节目，看似为一种严肃的政治场合，参与来宾多数为相关政治运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名人。节目中所进行的议题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在最新的新闻报导焦点，以及情绪煽动性最强的公共议题或是政治议题上。所有的讨论　由主持人调配在一定的问题范畴中。讨论模式通常是在一个大议题下，进行多方展开的问题讨论；主持者主导所有的提问，由不同领域与不同政治立场的来宾响应问题，或是提出事先已经准备的议题相关资料文件，左证说明响应，并且开放观众电话call-in的机会，让一般观众也能公开地提出个人的政治看法与意见。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政论节目的确可能提供收视观众，针对于一个社会政治议题，多方专门的政治性观点，以帮助与打开、扰动可能固着的个人政治偏见，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既定答案或是总结。同时，开放给观众或是参与者一个公开发声的政治空间，增加一般民众实质的公共政治参与机会，以及鞭?时事，以进行政治性的辩证工作。但是事实上，目前台湾的政论节目，并不是如此，甚至绝大多数时候是朝向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这些政论节目主要的特色在于：1.欲型塑整体同一偏执的认同态度与立场，2.特定固着，可以预期的言说模式与逻辑，以及3.吊诡的娱乐性或是政治性。

通常操控节目流程的，是主持者主导的问题，但如同当下台湾媒体记者的问题那样，绝大多数是偏颇、预设立场与不是提问的问题。因为所有可被言说与接受的响应，都已在那些提问中被解答了，或被预期的。这种几乎是自我肯定的问题，绝对不是任何真正的提问，它只是一种感知认同的再肯定、再确认，并且是以问号的收尾来建立问题的身份。几乎所有台湾政论节目都是为特定认同群体而开设的，它的诉求对象常限定于特定认同群体；但这件事实本身并非问题所在。通常，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与来宾，看似客观多元，事实上却有同一的政治认同，或是态度认同。多数响应的言论，主要是基于情感与认同激情的响应，或是基于专业的公众媒体礼仪的形式响应。即使是最激烈的口水激战，背后仍然是相似手足之情的大力相挺。突然现身的异己call-in观众，总是徒然，总被节目中所有人当作不曾出现。节目中发言者的激动言论，则无非是在积极召唤收视者对同一认同的情绪响应，试图在声音与影像无形的传播中，为共同体大合唱。甚至，当下的台湾政论节目已经演化为政治动员的序曲，配合着新闻报导，激化普遍民众的情绪；无论是认同或是愤怒，引发群众为共同体现身、发声于镜头前、舞台之上、于公开可见的媒体之内，似乎已是这类节目的职责所在。无论是利用公民理性或是传统伦理道德，或是更甚者，某些政论节目召唤“个体本身”成为共同体的实践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我们见到的那些在街头上的激动身影，通常也不会再是平常在路上会遇到的，过着平凡生活的老先生，或是帮佣，而总是做为共同体表征的醒目尸体。

政论节目的所谓政治辩论，与其可预期的言说论述模式，无非旨在制造一种“感觉上”的判断程序，引发极简单的是非题式的判断情境，旨在提供一种经历理性的判断过程的幻觉。节目中那些奇怪的问句，难道不是在可见形式最表层的表层，最靠近的邻近，向不可能抵达的远方致意的一个微弱、亲昵、自以为了然的手势吗？而一个真正的提问却将会带来尖锐的危险，是容不下任何无力的手势的。节目的共同参与者(具同一认同的观众与节目来宾)必然的、一致同意的响应，愉悦、满足了所谓的判断者，对于自身仍然保有理性能力的妄想，并且替代不可见的共同体神只，给予她的每一份子庄严的肯定。(看，这是多么亵渎的一种僭越！) 或许，这些所谓判断者早已被剥除进行判断的权能了，因为，在共同体之内并没有所谓超然的判断，所有的沟通早已是分享的激情，并仅仅是激情，这沟通终于空无，因为缺乏任何异质与不一致者的现身，其分享几乎仅是分配后再重复自我吸收的过程。

或许极端地说，并没有纯粹的知识、历史事实、宪政法律或是逻辑理性，可以在共同体内部做出公正的判断；或者说，在这种仅有内部同质的状态下，以上那些也难以被感觉的分配、认同与接受为判断的依据。在我的感知中，也许，绝对的判断都只能发生在共同体的边缘或外部。在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判断，或是仅有难以判断，更遑论所谓正义在此的意义！尼采说的更为直接讽刺：正义仅仅是一个感觉5。此正义只属于共同体自身的决定，因为在同一之内不会有冲突，那些冲突都早在可感知之前被加以抹除，仅剩下必须自圆其说的形式(，像对不识相的call-in观众那样)。若面对的是来自另一个共同体的判断冲突，也就是当我们突然隐约地感觉到相异的认知时，在此，正义的判断则表现为：对共同体内部不安情感的安慰与消除，将思考与沟通外界未知的大门暴力地甩上，甩在所有试图透过收视政论节目，试图将孤单的自己连结出去的，每一个作为共同体一份子的人们的脸上。在感觉与形式如此僵化、暴力独断的中介上，每个人事实上都不再能够与他人有所联系，只能转以言说相同语言、急迫于一起行动、与众人一起前进以求慰藉，至于这些言说的指涉与行动的方向，是不被注意的。

同时，也再没有比政论节目中的主持人与来宾更为称职的演员、甚至是双簧演员了！所有的发言与提问、证明，仅仅是试图制造一个开放与提供判断意见的公共场域的假象，一出真实戏剧。它不仅是假象与虚构，还是呈现给一个高于政党认同群体的共同体，及其内部的每一份子的娱乐剧码，而非仅仅限于是政党认同间的斗争把戏。它总是试图收拢，愉悦观众的情绪，因为收看、参与其中的观众，并非皆具有政党的认同，或是可以单纯地以族群身分来做区分。尤其是对缺乏过去共同历史政治的深刻经验的年轻一代而言。事实上，喜爱收看政论节目的观众群，常常要在特意安排在同一时段播出的各台政论节目之间选择收视，因为它要进行忠诚认同的确认与划分。但事实上，有一些观众是跳跃式的收看。无论如何，政论节目整体呈现的特色，总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僵固形式，但为何必须如此？倘若做为媒体中介的政论节目达成了任何的沟通，在这类僵硬的表述里达成的，也仅仅是孤单的一般民众，(特别是社交娱乐方式贫乏，社会能见度低的中老年男性)，面对着电视机进行政治激情的释放。我们没忘记，或是要需要再次提醒所谓政治死忠的虔诚者，政论节目不过是一个节目，一场秀，而非政治。

对共同的激情，呈现在政论节目的形式中，为我们演出激情横流的戏码。而其中共享的人们，都必须顺从那带来无与伦比合谐与快乐的游戏规则，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感染与包覆在崇高的愉悦当中，最终升天。如同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里说的那样，与大家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但是，

欢乐在不断地被重复之后，时间的存在与时间的无穷性也因而遗失了，最终将如同在“时间的荒漠”之中那般，令人窒息。然而，一旦被圆圈所拋出，便只能不断地坠落，再也回不去那个令人永远怀念的，圆圈的喜悦。

有些时候，对于某些人而言，政论节目甚至仅会起着最低限度的作用，带出某种阴惨的、出气式的、自我安慰式的痛苦与自怜的愉悦，这类感觉相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LITOST：是在爱的认同之中，一个人突然洞悉了可怜的自我而产生的痛苦，然后是一种想要报复的欲望。

假设，试想一个赫然发现了政论节目或是其它固定单一的政治表现形式，并不代表任何属于“台湾”认同，却寻求共通的复杂个人，政论节目只会让他感觉到共有与爱的形式的共同体6的不断失落。这个个人有时便会走向这样的一种情感，litost，因为认为自己无法被爱、不值得被爱，或是无法信任共同体的爱。于是在不可避免的认同拉扯中，他或许会以可笑荒谬的方式报复共同体以及伤害自我，以试图测试这个认同的安全与爱，或是试图脱离、弃绝或被弃于共同体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这样的个人？一个矛盾地相信共同体与政治，而一直在试验彼与此的个人？这似乎是个可以再讨论的问题。

政论节目如此公开地给予的正面情绪肯定召唤、宣泄机会、对共同敌人的否定、扭曲与讽刺谩骂，所引发的肯定情绪，满足激情的响应，激励与取悦着同一共同群体中的每一份子。但是，为何它会形成某种社会作用呢？我们是面对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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