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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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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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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词的兴起，曾史更列有专章谈唐代小说的盛兴，至1930年版胡小石《中国文学史》纳入唐代文学批评，同年推出的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纳入敦煌俗文学，于是唐代文学的内涵逐步完成。这期间还出了几种唐代文学的专史，如朱炳煦《唐代文学概论》（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胡朴安与胡怀琛《唐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陈子展《唐代文学史》（作家书屋1944），虽较为简略，而开风气之功不可没。至于“隋唐五代文学”的名目则初见于1924年版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和1925年版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到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印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1945）始见成书。
问题的实质自然不在于提出“唐代文学”或“隋唐五代文学”的概念，而在于对贯串其间的文学运行脉络的整体把握，这才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意所在。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可以大别为两上方面：一是就唐代或隋唐五代文学的内部关系作综合性研讨，包括通论式的思考、发展脉络的梳理、专题性论述、分期分段综合括以及文人集团和文学流派的解析等；再一是就唐代文学与其他历史文化现象的关联作贯通性考察，包括唐代经济、政治、学术、教育、宗教、艺术、民俗、心理乃至民族交往、中外交流等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活动之间互动作用的探究。而两者又互有交渗。前一方面成果以50年代后出版的一批专史为代表，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王运熙等《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乔象钟等《唐代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还有大量论文涉及唐代文学的渊源、影响、特质、流质、体派、类别等问题。后一类著作则因其内容广泛而更显得色彩缤纷，其中从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及《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等；从社会生活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李志慧《唐代文苑风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关系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程蔷与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等；从宗教信仰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和《唐代道教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李丰㮘《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6）等；从学术思想、文化建构与文学关系着眼的也有林继中《中唐——北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等；至于单就诗、文、曲子词、传奇小说某类文体或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某个作家来谈论其与社会政治、习俗、思潮乃至文化传统间的相互影响的，更是不胜枚举。
三、注重实证，从事系统的资料收辑与考订
现代学术与前人艺谭的一大区别，便是不光凭信直感，而要立足于实证。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种种理论性成果，都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取得的。实证工作包括作品的辑佚与辨伪、典籍的整理与校笺、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文学活动的编年、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集、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等，这些工作前人亦曾做过，尤其是清代学者在实学风气影响下做得较有成绩。但总体而言，前人的工作做得既不全面（往往集中在几个大家身上），也不系统（缺乏配套工程），只有进入讲求科学实证的20世纪，才能实现如此的规模效应。这当然也有个演进的过程。大体说来，世纪的前半叶仍处在初始阶段，资料收辑与考据在某些领域虽已获突破性进展（如传奇小说、曲子词、敦煌俗文学），然均属学者个人所为，尚未有通盘筹划。50年代后，古籍整理和研究作为发展国家文化事业的基本措施提上议事日程，唐代文学史科学的建构便能在群策群力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而因受“厚今薄古”、“以论带史”之类“左”的思潮干扰，亦时呈摇摆不定状态。到清算了极左路线后，80年代以来的资料文献建筑工作便趋于稳步上升的局面，实证成果的加速积累成了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中最厚实的一个层面。
在辑佚工作上，《全唐诗》编定后，20世纪以来先后有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等人作了重要辑补，陈尚君总其成，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收佚诗6300余首。唐文方面出了吴纲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5），另陈尚君亦有《全唐文补编》（待出版），收佚文5850余篇。曲子词、传奇小说等文类的编集已见上述。笺校工作上，除李、杜、韩、白、李商隐诸大家的文集皆有精校、精注乃至集释、集评的新本子问世外，其余名家或小家集子经整理、校注的不下四五十种之多，还产生了像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台北正中书局1983-198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东大图书公司1986）、郭在贻《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之类对断代分体文类进行总体性考校的专著。相关资料的汇集，举其大者有周绍良等《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周勋初等《唐代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与《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等；中华书局自60年代以来还陆续刊行一套按作家归类的历代研究资料汇编，已出售代部分计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李商隐诸家。人物、事迹的考订成果甚多，集大成之作洵推傅璇琮主编并有多人参与编成的五大册《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另外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与《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郁贤皓与陶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等亦富于参考价值。与此相关的便是文学活动编年，这在各个作家的年谱、年表中都有反映，更由此拓展为文学史编年，以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为发端，而以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四卷本（辽海出版社1998）为结集。至于书目、索引等工具书和研究著作的编纂，则有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傅璇琮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张万起《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方积云等《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其余各体类文学的书目、索引尚多，不一一枚举。
四、更新观念，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较之前人有很大的进步，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观念更新，上述视野的拓展、整体把握的加强以及实证工作的注重，都跟文学观念的变革有关。这一观念更新的过程，世纪之初即已开始。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强调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示人生之真相”，能“感发人之情绪高而上之”。同时的梁启超亦持“情感本位”说，他于1922年发表《情圣杜甫》一文，破天荒地将历来戴在杜甫头上的“诗圣”桂冠换作“情圣”，显示出由古老的政教中心论向新的人本思想的转移。正是这样一种视文学作品为普通人情感表达方式的信念，推动“五四”以来的学者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崇雅贬俗的心态，将目光投向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曲子词以及各种俗文学样式，遂使唐代文学研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态势。与人本观念并时兴起的，还有历史的观念，即将文学的发展变化看成历史演进的过程，而文学的演进又是整个历史生活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在1914年初留学美国时，就曾提出以西方“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当作改造中国学术的三大妙方（见《胡适留学日记》），其中“历史进化”构成了他的最根本的文学理念，而归纳方法（即实证）无非是达到论证文学历史进化的手段。胡适的看法在其同时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致力于系统地收辑、考订史料，在此基础上勾划出唐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运行轨迹，并力求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贯通考察，这种手眼正是传统学术所缺乏的。故不妨认为，历史观念和人本观念的确立，奠定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
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原本包含有宏大的历史理念，它把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视以为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重视文学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对于纠正庸俗进化论的线性发展观，发扬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学界对于唐代文学与唐代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探讨，对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的内涵、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评价、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等争议，以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诸大家的进一步研究，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展开的。但是，由于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思维的严重影响，人们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忽略文学与历史文化生活的多方面联系，在接受传统上也隐于唯政治标准划线的偏颇，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的失当。
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倡扬，重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遭受扭曲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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