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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一)

时间:2009-8-8 16:46:47  来源:不详
都不是实质,全书中凡是讲到独夫桀纣,臣民可以杀之者,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及与其有连带关系的,均删除干净。这才是实质。计删除的有: 

《梁惠王下》第八章:“齐宣王问曰:‘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离娄上》第九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第十三章:“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养老者。’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这也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也要删除。 

其他如《公孙丑上》第一章、《万章上》第六章和《万章下》第一章的论述中提及桀纣,其中有接近于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意思,也都全部删除。 

由以上材料可见,刘三吾的“太甚”之词是掩盖实质的。朱元璋怕的是如桀纣者,臣民可以杀之;怕的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尤其怕“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的这两条,确实是与万世一系的绝对封建主义统治不相容的。孟子这两条确有人民性——人民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孟子思想的人民性的人民,主体是小地主,再加上与其有共同利害的小农,是占了社会的大多数的,孟子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可谓之“人民性”。当然这不是孟子有反封建的思想,只是说孟子的理想——以小地主为主体的社会理想与后来实现的大地主统治的封建主义,是有矛盾的。这两条在封建社会中,常有地主阶级的这个政治集团、那个政治集团利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改朝换代,对人民、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新起的王朝接受灭亡王朝的教训,减轻剥削压迫,发展生产总是推进了社会的前进;农民反封建的起义也利用孟子这两条打击封建主义。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利用了这两条——恐怕是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两条,所以他坐了皇帝也就最怕这两条。“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历史的见地看,这是了不起的非常杰出的思想,直到封建主义社会彻底灭亡,它们都是起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 

 

五  “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 

又岂不太甚哉!” 

 

刘三吾写道:“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这是指的《梁惠王下》第四章。其文曰: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下文“昔者齐景公闻于晏子曰……”主要是具体谈论王者“与民同乐”之意)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是说民不得其乐则产生对统治者不满之意。孟子既说了“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又说了“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所谓“太甚”实是兼指前后二者而言,在朱元璋看来,“人不得而非其上”,“太甚”;孟子批评“为民上而不于民同乐者”,也是“太甚”。其实是反对提倡王者“与民同乐”。所有谈论“与民同乐”及有这样意思的各章统统删除了。《梁惠王上》第二章有“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全章被删除了。该篇第八章论述王者要“与民同乐”也全章被删除了。第九章没出现“与民同乐”的句子,但有近似的意思,也全章被删除了。 

在朱元璋看来,王者(以及官僚)不应该、不可能“与民同乐”,倡导所谓“与民同乐”只能引起民众对上的不满、怨恨,以致引出乱子来。理所当然地要反对这种思想。当然孟子希望、要求王者“与民同乐”,也是主观幻想。他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上(也代表了当时与小地主有共同利害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希望出现一个关心他们之利益的理想的君主,实行仁政,建设一个和平安定的以小地主为主体的社会(至于靠租地的贫民的疾苦,那就不是孟子的眼界所及了——就是说看不见也想不到)。从思想方法上说,这是无根据地主观主义,但他又确实代表了小地主与独立小生产者的一种要求。虽然这种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它确是进步的。它是先进分子的一种思想武器,也是王朝反对派的大地主政治集团可以利用的一种思想武器。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它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进步的。在新社会里“与民同乐”,对于公仆们也有重要的激发作用,固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形成的。 

 

六  “将朝而闻命中止” 

 

这是说的《公孙丑下》第二章。其文曰: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至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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