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鬼戏，如果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各种形式美因素所唤起的意象，而是试着探求一下那深层结构中的哲理心理内涵时，我们可能还会在这些传世的鬼戏中发现那超越题材、超越时空，具有象征意味的深刻意蕴。《牡丹亭》“冥誓”一出，这里的鬼魂无疑是人物心理的具象化、凝炼化，但就在这假定性手段下，我们的确感悟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品性，一种被升华了的美的心灵的象征意蕴。

    明清小说的象征形态也在不断丰富之中。从结构方式来说，既有全篇散发着象征意味的整体性象征，也有强化题旨的局部性象征。从题材角度来说，既有神界、鬼土社会的再现，也有“普遍意义”的哲理表达，更有立足于社会现实寻找“对应物象”的艺术足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斩鬼传》、《何典》等小说展现的却是另一幅地下鬼土世界的画面。这些小说塑造鬼像、描写鬼事、刻画鬼境，凡事凡物离不开一个“鬼”字。“作品虽写幽冥，显然是影射人世。”〔39〕 人间的烟火，在阴曹之中袅袅升起，人间的俗味在阴曹之中随处可闻可见。而这一切幻想镜像却往往是对现实世界的象征暗喻。

    以鬼世界来隐喻现实是古代文学的一个普适性模式。至于借“鬼”思考所得的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和哲学体味，要到五四以后在鲁迅、张爱玲、徐訏那里的文学创作才有比较鲜明的改观、凸现。

    3、美学氛围：诡异传奇

    李贺深爱楚辞并努力学习写作楚辞。“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40〕，“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41〕。李贺诗中把墓地闪烁的磷火叫做“鬼灯”，把飒飒冷雨叫做“鬼雨”，把临亡人的悲啼叫做“鬼哭”，正是这样的一些奇特用法加强了李贺诗歌所独具的幽冷的意味。鬼是人生命假想之续体，在鬼的形象中寄寓人的感情，无疑增强了情感的渗透力，而且伴随鬼的形象，通常是惨淡凄恻的气氛，阴冷凄凉的环境，李贺诗中的鬼多是出现在阴雨绵绵的秋雨之中，凄楚的秋风秋雨也会强化恨的分量，突出人生秋意的主题。所以，李贺被称作“鬼仙”、“鬼才”。

    正因为鬼文学想反映一个与人世间同样的世界，想提供充满人情的事迹与人物，往往比反映人世间琐事的现实文学更有优美的抒情。这种鬼怪文学可以说摒斥了恐怖，欣赏者在分明意识到人鬼情构架之荒诞的同时，却并不感到其中情感的缥缈。相反，由于处于一种特殊的审美距离加以观照，人鬼情在欣赏者心目中，往往能够产生相当强烈的艺术效果。因此，鲁迅高度赞扬《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眼前。”〔42〕

    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身为异物”，是一切来到人世的鬼的遗恨。它们即使一切与“生人无异”，然而注定的一个生死的界限毕竟使它们感到自己是“泉下物”。它们与生人相聚之后，除非是再生为人(这在中国鬼怪文学中是常见的)，它们毕竟要离去，往往是“扑地而灭”或是“倏然不见”，完全消失了。这种与人世分手迥然的别离，于悲痛中确有悔怨，是一种无可奈何、无法解答的悲哀。失落而又再失落，成为千古难解的长恨，其间的缠绵延伸，正是中国鬼怪文学所追求的美学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鬼气”这个现代作家尤其是鲁迅频频使用的词，在明清小说戏曲的评点中已经屡屡出现，常指一种特殊的情景交合状态以及读者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阴、寒、凄凉、恐惧等等)。如钱宜在读杜丽娘之死时写道：“虫鸟悲吟，雨风萧瑟。行间字里，觉有鬼气逼人。”〔43〕《长生殿》中叙述一阵狂风阻断杨玉环鬼魂行路，评语对此也特别说明是有“鬼气”〔44〕。中国的鬼戏，不同于西方影剧中的鬼怪场面，它不是以具体的恐怖取胜，而是以浓重的阴气包装。鬼戏在叙事与抒怀相交织的运作中，构成了一股股渗浸于一部部鬼戏叙事空间、时间内的深层情绪化的潜流。它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凄迷飘流的感觉，这种飘飘荡荡的阴魂正是对险恶阳间的反动。以鬼为主题的文学，使人们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心理联想和审美体验。

    此外，《何典》那种前后不相干的叙述模式、悲喜交错的故事格局、本土方言的叙述载体和放诞乖张的风格，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意识，它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稍后问世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新的小说思想和艺术处理的印记。其中，张爱玲、徐訏的现代“鬼话”给人印象别致而深刻。

    现代社会处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作为远古而来的鬼及鬼文化，面临着时代思想和“现代”文学的重新检视和选择。况且，鬼文化本身的复杂形态，也使担当“启蒙”重任的现代文学在理性批判之余，潜隐着对“鬼”民俗审美和藉“鬼”表达内在思想款曲的艺术向往，在此基础上，鬼文化在现代时期产生了美学功能的演变与演进。

    注释：
    〔1〕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2〕见《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3〕干宝：《搜神记·叙》，中华书局，1979年版。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5〕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6〕蒲松龄：《途中》，《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0页。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8〕洪鹭梅：《主题学研究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9〕〔10〕张南庄：《何典》，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7页、第188-189页。
    〔11〕《蒲松龄集》，路大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轮回果报思想即包括俗所谓三生(今世、前世、后世)转世，及前生果报或当世实报或现报。佛家这种果报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长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形成一种普遍道德准则。
    〔13〕《姑妄听之》序，《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滦阳消夏录》序，《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5〕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16〕《列子·力命》，张湛注，商务印书馆，1985年。
    〔17〕王爱松：《中国文学中的“鬼”哪去了》，《粤海风》，2001年第1期。
    〔18〕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58页。
    〔19〕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20〕鬼媒人是替幽冥世界为早夭男女作婚姻中介的做媒之人。民国年间，通过职业鬼媒人而冥配的婚姻在中国南方北方到处都有。(方川：《民俗思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2页。)
    〔21〕参见王立、刘卫英编著：《中国古代复仇故事大观》，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24-227页。
    〔22〕《墨子·明鬼》，孙波注释，华夏出版社，2000年。
    〔23〕〔苏〕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4页。
    〔24〕〔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张国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页。
    〔25〕钱钟书：《管锥编》第4卷，中华书局，1979年，第1336页。
    〔26〕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27〕参阅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38-240页。
    〔28〕《平鬼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
    〔29〕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92页。
    〔30〕〔法〕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张庭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173页。
    〔31〕《聊斋志异·谈聊斋杂说》，张友鹤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2〕刘半农：《重印〈何典〉序》，《何典》，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
    〔33〕刘上升：《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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