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范仲淹及其推行的庆历新政对于宋代的“书院之始”，以及“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起了开创的作用[12]。然而，王夫之对于范仲淹和庆历新政不但没有表彰，相反却有着偏执而苛刻的批评。王夫之说：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静，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宋论》卷四《仁宗二》）

这不啻是说，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而仁宗“召下之烦言”，即是指范仲淹等人的屡次上书；“以启上之佚志”，即是指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引发了庆历新政。王夫之说：

迨及季年，天章开，条陈进，唯日不给，以取纲维而移易之……所赖有进言者，无坚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为害于天下者，岂待熙、丰哉？知治道者，不能不为仁宗惜矣。（同上）

这就是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之所以没有如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那样“为害于天下”，只是因为范仲淹不像王安石那样坚僻、固执。在王夫之看来，仁宗之时的“清刚之士”应该“慎持”“谨守”，“见小害而不激，见小利而不歆，见小才而无取，见小过而无苛”，这样就可以“奸无所荧，邪无能间，修明成宪，修养士民，于以坐致升平，绰有余裕”。而庆历新政却“强饮疥癣之疾以五毒之剂”，以致“伤其肺腑”。王夫之对于庆历新政之所以有如此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庆历新政开了以后熙宁变法、朝臣党争的先河：“迹其造士，则闻风而起者，苏氏父子掉仪、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习申、商之术。后此之挠乱天下者，皆此日之竞进于大廷。故曰神宗之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皆仁宗启之也。”（同上）

王夫之把苏氏父子的蜀学归于纵横家的长短说，把王安石之新学归于申、商之术，这是站在道学家的立场评判之。他认为苏氏之学和王氏之学都是启端于庆历新政，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3]。而且，不仅苏氏、王氏之学如此，毋宁说庆历新政以后的整个宋学都受其影响而焕然一新，以“宋初三先生”为前驱的道学也不外于此。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庆历新政，不啻于是对整个宋学的批评。

王夫之说：“凡上书陈利病，以要主听，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听则均也。”（《宋论》卷三《真宗三》）又说：“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啧啧之言，以先王为口实，如庄周之称泰氏，许行之道神农，曾是之从，亦异于孔子矣。故知治者深为仁宗惜也。”（《宋论》卷四《仁宗二》）王夫之因批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而致全盘否定宋儒的“上书陈利病”，尤其反对在上书中“以先王为口实”，即宋儒挂在嘴边的“复三代之治”。

《宋史·吕夷简传》载：“太后崩，帝（仁宗）始亲政事，夷简手疏陈八事……其劝帝语甚切。”此即王夫之所说：“大臣进位宰执，而条列时政以陈言，自吕夷简始。”（《宋论》卷四《仁宗四》）紧接着，王夫之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范仲淹等人：“其后韩（琦）、范（仲淹）、富（弼）、马（司马光）诸君子，出统六师，入参三事，皆于受事之初，例有条奏。闻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以此知诸公失大臣之道。”（同上）王夫之认为，仁宗时诸大臣的“条奏”之风，使宋朝“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一变而为尚口纷呶之朝廷”。于是他发问：“摇四海于三寸之管，谁尸其咎？岂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尽士类，其所由来者渐乎？……何怪乎王安石之以万言耸人主，俾从己以颠倒国是；而远处蜀山闻风跃起之苏洵……荧后世之耳目哉？”（同上）显然，王夫之对“条奏”之风的全盘否定，主要是归咎于它开启了王安石的新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

王夫之又说：“况乎一人之识，以察一理，尚虑其义不精，而害且伏于其隐。乃拟管经营，旁摉杂引，举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之得失，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徒尔洋洋娓娓、建瓴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丒矣。则在怀才初进之士，与职司言责之臣，犹不可不慎也。”（同上）这种对“条奏”之风的批评，上至“进位宰执”和“言责之臣”，下及“怀才初进之士”。在王夫之看来，“束宋人章奏于高阁，学术、治道庶有瘥焉”（同上）。

然而，如果真的把宋人章奏束之高阁，那么以“革新政令”为其一端的宋学精神也就胎死腹中了。王夫之对宋人章奏的批评，不仅伤及了“韩、范、富、马”，以至苏氏父子和王安石，而且二程的洛学也不能幸免。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程氏遗书》附录）这里的“皇祐二年”（1050年）可能是嘉祐二年（1057年）之误[14]，此时程颐二十五岁，上距庆历新政十三年。当程颐正在“怀才初进”之时，他写了《上仁宗皇帝书》。在此书中，他先说：“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弃正言……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因此，他“请自陈所学，然后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并且“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程氏文集》卷五）。这种要求君主“好闻直谏”，“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希望君主“大用之”，正是庆历新政所开启的风气，但也正是王夫之所批评的“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

程颐在书中又说：“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承祖宗基业，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势，可不惧哉！”（同上）程颐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此前范仲淹的判断是相同的，即宋朝已临近“土崩瓦解之势”，只是“火未及燃”而已。当时的深重危机并非如王夫之所说只是“疥癣之疾”，当时不是“慎持”“谨守”就可“坐致升平，绰有余裕”的时候。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如后来朱熹所说，“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朱子语类》卷一三○）

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提出的改革要领就是“行先王之道”，“复三代之治”，希望宋仁宗由“仁心”而发以为“仁政”。他强调，当时百姓的困苦、社会的危机是“政使然也”。而“三代之民，无是病也”，“岂三代之政不可行于今邪？”“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这在当时是堂堂之论，而在王夫之的《宋论》中却成了“啧啧之言，以先王为口实”。

程颐在书中还讲了“天下之治，由得贤也”，要使贤才“各得其任，则无职不举”，并且批评科举取士，“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这些思想与庆历新政的“择官长”“精贡举”是一致的，可谓范仲淹改革思想的延伸。

王夫之所深怨的“王安石之以万言耸人主”，是指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是在程颐写《上仁宗皇帝书》的一年之后（若依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的“皇祐二年”，则是在八年之后）。因此，如果说庆历新政之“咎”是开启了王安石新学之“挠乱天下”的话，那么其“咎”又首先是开启了二程的洛学。

程颐在写了《上仁宗皇帝书》之后，又于治平二年（1065年）写了《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程颢则在熙宁元年（1068年）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以及《上殿劄子》、《论十事劄子》等。这几篇“章奏”是二程的洛学把“推明治道”或“秩序重建”作为其思想的“第一序”的集中体现。它们的核心思想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即以君主的“正志先立”为“本”，有其“本”才能正确地择宰相、任贤臣，而“宽赋役、劝农桑、实仓廪、备灾害、修武备、明教化”等等则是治道之“用”。“有其本，不患无其用。”（《程氏文集》卷五《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程氏文集》卷一《论王霸劄子》）二程之所以如此强调“君志先定”，正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是由于“君志”不定[15]；更重要的是，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在《论十事劄子》中，程颢又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程氏文集》卷一）。

在略述了二程的几篇章奏之后，可以看出王夫之所批评的庆历之后士人“闻风而起”，“上书陈利病”，“以先王为口实”，“拟管经营，旁摉杂引，举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之得失，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恰恰是二程的洛学首当其冲。在二程之后，朱熹在南宋的孝宗、光宗和宁宗时也多次上“封事”、“奏劄”，这在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言之已详，兹不赘述。

由此可以说，王夫之所谓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这种批评是偏执而苛刻的，它不仅伤及了“韩、范、富、马”，以至苏氏父子和王安石，而且这一批评的重锤也同样落在了二程和朱熹的身上。

余英时先生指出：“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16]这里的“以天下为己任”，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亦如余先生所说：“以范仲淹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并非出于朱熹一人的私见，而是北宋以来士阶层的共识。”[17]余先生又指出：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这一主张“出现在熙宁变法时期”[18]。按，余先生此说并不确切，应该说“共治天下”的主张也是出自范仲淹。在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写的《奏上时务书》（见《范文正公集》卷七，此书比他在南都府学时写的《上执政书》早两年）中，他就已提出了“救文弊”、“复武举”，以及“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赏延之弊”等改革措施。在申论“重三馆之选”时，他指出：“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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