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鲁迅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 |
 |
时间：2009-8-8 16:52:13 来源：不详
|
|
|
著之竹帛、传之正史的“大事”反显得虚幻甚而虚伪了。
而在鲁迅那里，不但小百姓们都纠缠于这些琐屑的物质生活，甚至于在人们看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也一齐被拖入了这样一个物质的泥坑：如《阿Q正传》中反复提及的赵府点灯问题（有关点灯的问题似是中国诙谐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因两根灯芯而不能瞑目、《歌代啸》中州官关于禁灯的冠冕堂皇的议论等等。）而《出关》中则将一向超然物外的老子也拖入了关于几个饽饽的讨论之中。
可以说，这一切——错讹的理解、近于混乱与随意的想象、琐屑的物质世界——正是乡愚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既滑稽可笑，却又切近真实，与官方正统史传与士大夫知识精英们所构建的世界与历史图景显然形成了绝妙的讽刺性的对照。
这种对照在鲁迅小说《起死》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呈现：
庄子——我且问你：你姓甚名谁，那里人？
汉子——我是杨家庄的杨大呀。学名叫必恭。
庄子——那么，你到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呢？
汉子——探亲去的呀，不提防在这里睡着了。（着急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包裹和伞子呢？
庄子——你静一静，不要着慌罢——我且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的人？
汉子——（诧异，）什么？……什么叫作“什么时候的人”？……我的衣服呢？
……
庄子——啧啧，你这人真是胡涂得要死的角儿——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你这“人”尚且没有弄明白，那里谈得到你的衣服呢？所以我首先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唉唉，你不懂。……那么，（想了一想，）我且问你：你先前活着的时候，村子里出了什么故事？
汉子——故事吗？有的。昨天，阿二嫂就和七太婆吵嘴。
庄子——还欠大！
汉子——还欠大？……那么，杨小三旌表了孝子……
庄子——旌表了孝子，确也是一件大事情……不过还是很难查考……（想了一想，）再没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使大家因此闹了起来的了吗？
汉子——闹了起来？……（想着，）哦，有有！那还是三四个月前头，因为孩子们的魂灵，要摄去垫鹿台脚了〔12〕，真吓得大家鸡飞狗走，赶忙做起符袋来，给孩子们带上……
庄子——（出惊，）鹿台？什么时候的鹿台？
汉子——就是三四个月前头动工的鹿台。
庄子——那么，你是纣王的时候死的？这真了不得，你已经死了五百多年了。
汉子——（有点发怒，）先生，我和你还是初会，不要开玩笑罢。我不过在这儿睡了一忽，什么死了五百多年。我是有正经事，探亲去的。快还我的衣服，包裹和伞子。我没有陪你玩笑的工夫。
……
庄子——你这人真是不明道理……
庄子（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的世界观与历史图景显然与乡下汉子杨大绝不相同。在后者那里，前者的历史框架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时间的尺度也毫不相同，显然，后者的思维与眼光完全凝固在自身周边的俗事与物质之上，对于前者关心的迂远宏大的历史图景既没有任何的理解力也毫不关心。而且在这里，在这个“不明道理”的乡愚面前，在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面前，一向牢牢掌握历史的叙述权力的知识精英感到了一种权力被漠视与消解的无奈与哭笑不得——也许最后的出路只有求助投靠于同样是物质性的官方权力——庄子不得不吹起警笛，但面对乡愚，即使是官方权力恐怕也未必能有多少自信。
鲁迅可以说是将传统诙谐文化中的乡愚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乡愚的巨大的消解性的力量在此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可以说，乡愚的形象是双重性的，在尽展自身的滑稽可笑的同时，又使得官方的世界观与历史叙述无可奈何地受到放肆的嘲弄。当然，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乡愚消解性的力量也同样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只能令人苦笑而徒唤奈何，但与此同时，这种力量却又是一股可以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及其护卫者相对抗的广大无边的力量。正是因此，鲁迅有时宁愿以“乡下愚人”自居：例如在《理水》中，鲁迅有意设置了一场学者们与乡下人的争论，学者指斥曰“乡下人都是愚人”，而乡下人（显然是鲁迅本人的化身）对于这种盛气凌人的指斥则显得十分漠然，他籍以与学者们的复杂的学理论证相对抗的，则是身边日常的俗世常识，而当学者利用官方律法进行威胁时，他则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对之进行冷嘲与消解：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
在鲁迅的作品中，乡愚式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乡愚式的时间感经常是构成反讽式的叙述笔调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采薇》中，伯夷判断政治时局——而且是武王灭商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政治事件——的重要依据是烙饼的大小与质量：
“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说。
不但如此，烙饼还可以成为时间的尺度：
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
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
在这里，烙饼——一个极为日常极为世俗的事物——作为时间尺度反而比“过了好久”等等这些惯用的时间用语似乎还显得更加精确。
与此相类似的，《阿Q正传》中只有一个准确的时刻，这就是绍兴光复日（其他的都是“有一天”、“这一天”这类语焉不详的时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在此显然有一次典型的时间换算，中国历史正统的年号纪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被换算成为乡间村人日常生活史的时间刻度——“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
而在《理水》中，也有用极为琐碎、世俗的事物作为衡量时间的尺度的情况：
大半年过去了，奇肱国的飞车已经来过八回，读过松树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个里面有九个生了脚气病，治水的新官却还没有消息。
十多天之后，几乎谁都说大臣的确要到了，因为有人出去捞浮草，亲眼看见过官船；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避得太慢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这就是大臣确已到来的证据。……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
这是一种乡愚式的时间感，是一种与官方的正统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后者反映的是以当权者的政治行为为中心与尺度建立起来的历史叙述框架与规则，而前者则是以乡间愚民近身的日常、俗世的生活为中心与尺度，对之的取用意味着对于官方历史叙述规则的一种调侃与消解。
三、谣言与传说
与乡愚式的时间感受相适应，在鲁迅的作品中，历史经常被谣言化与传说化，或是与传说与谣言不分彼此地混在一起——历史被乡愚演绎叙述为谣言与传说。
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民们的口中、眼中或者想象中，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是“一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有意思的是，这种装束的“革命党”，不仅活跃于乡民们的传说中，似乎还为小说人物（阿Q）“亲眼所见（？）”：“阿Q……躄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妙的正是“似乎”，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阿Q的幻觉或者想象，无从确证。然而，这正是乡里愚民们所理解的世界，亦真亦假，事实与传闻混杂的生活经验。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越是对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越是呈现出一种多个版本参杂共生的状态，而究竟哪一个版本是真的，似乎作者并不太关心，他似乎更喜欢用诸如“大概”、“也许”等等含糊其辞的说法将所有的版本平列在一起：
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而在《采薇》中，对于武王灭商的叙述则更成为完全不同的版本传说的平列：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
尤其有趣的是，这两个版本的传说几乎都平列在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之中：一个载于《尚书》，一个见于《史记》。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嘲讽性的叙述，“著之竹帛”的堂皇经史与乡里愚民充满讹误与幻象的传说、谣言并无多大区别。
而有关武王入商的叙述则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戏谑与反嘲因素：
有一夜，是有星无月的夜。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妈的纣王，一败，就奔上鹿台去了，”说话的大约是回来的伤兵。“妈的，他堆好宝贝，自己坐在中央，就点起火来。”
“阿唷，这可多么可惜呀！”这分明是管门人的声音。
“不慌！只烧死了自己，宝贝可没有烧哩。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
“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这么一来……”
“那两个姨太太真的漂亮吗？”管门人打断了他的话。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时金创还很疼，没有挤近去看。”
“他们说那一个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只有两只脚变不成人样，便用布条子裹起来：真的？”
“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脚。可是那边的娘儿们却真有许多把脚弄得好像猪蹄子的。”
叔齐是正经人，一听到他们从皇帝的头，谈到女人的脚上去了，便双眉一皱，连忙掩住耳朵，返身跑进房里去。
在这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从乡民们的角度进行叙述的，而这一叙述的焦点与正史有着一种有趣的错位。正史叙述呈现为一种严肃甚而仪式化情状，而这在叙述人与听讲者那里则荡然无存，对于武王的仪式性的动作，身为乡间愚民（伤兵与管门人）的叙述者与听讲者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们更为关注的却是其中极具俗世色彩的细节，整个叙述过程不断地受到这些俗世细节的干扰与打断：宝贝、女人、女人的脚、狐狸精以及士兵身上的金创等等。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愚们那里，历史与传说乃至谣言并不区分，皇帝的头与女人的脚也混在一起，统治者有关“恭行天罚”的神圣叙述就在这种混淆之中被戏耍与玩弄，并被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