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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关于胡适宗教与民族思想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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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4 02:5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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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别是禅宗史的研究。他把禅宗的顿悟看成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是打倒佛教旧说的一种革命性的个性解放。他的《荷泽大师神会传》通过对神会的研究来破除神会在禅宗史上所作的神秘主义的附会。尽管胡适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但他的方法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他既应用了传统国学的考据方法，又不拘泥于传统考据学的一字一句之辨，而是从宏观上把握整个禅宗的历史发展问题，着眼点放在剥开蒙在禅宗史上的那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他的道教研究主要表现在《陶弘景的真浩考》上。经过研究，他认为《真浩》中有20章之多是剿窃佛经《四十二章经》。不仅《真浩》如此，整部《道藏》大多如此。
对于儒教，胡适既反对和批判其麻痹和奴化民众的一面，又希望对儒教进行改良而成为现代宗教以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应邀主讲儒教时指出，同一切宗教一样，儒教也是“道德和社会教化的大体系，归结却都变成了信条和仪式的奴性的守护者”。[3]0对于这样的儒教，胡适坚决反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极力主张打击的“孔家店”，就是指这种挂着孔子招牌的儒教。胡适指出，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到思想家的批评和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据此，胡适把二千年来的儒教判为吃人的礼教，在他的笔下，中国传统中的独有的宝贝和骄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宗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因素在封建皇权和文化传统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膨胀和发展，又不断地渗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致使这些消极因素大大超过了合理因素，因而是需要坚决打击和反对的。
应该说，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启蒙的时代，首先需要做的是揭破宗教的神秘与欺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打破对神圣宗教和神圣经典的迷信态度，就不能启迪民智，更不能对之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没有启蒙性的宗教理论和宗教研究方法，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宗教史学和宗教学是很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总体上看，胡适站在现代立场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和分析评价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合理的、进步的。
二、胡适的民族思想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土壤，滋养了胡适的思想大树，也使得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根深蒂固。胡适13岁前在家乡上了9年私塾，摸的、吟的、背的都是国学，12岁就开始编历代帝王年代歌诀和国故整理。胡适上了6年“新学”，大部分还是读中国书。到美国7年，喝的是洋水，辩论的却是中国文学，主攻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就连留学日记中论国学的内容也占了不少篇幅。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对于国故的整理从未间断过。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最重要的意义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再造中国现代文明，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对于传统文化，胡适虽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这是基于他的“文化惰性”理论。他之所以执着地要向传统文化开刀，主张“全盘西化”，正在于要使我们从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去追赶时代的潮流，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使中华民族重新振作起来。“我认为我们对于固有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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