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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关于胡适宗教与民族思想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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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4 02:5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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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心塌地地学，自认罪孽深重，才肯下决心消除罪想。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执垮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s]同时他还说: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人，这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损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一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6]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声明他主张“全盘西化”，但也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动机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他认为只有在提倡矫枉过正，“拼命走极端”，而让本位文化惰性去自然折衷，才会出现“本位新文化”。为了达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目的，胡适指出:“我们肯往前走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l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表明了他深切的中华民族情怀。
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胡适所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民族国家的兴亡。有一段话可谓是这种态度的最好注脚:“‘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捐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sl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适提出自己经过独立思考的意见，为的是向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负责，而不是单纯为了迎合或反对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无疑是深沉的。这种深沉的情感从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段话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9l应该说，胡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维护，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化民族和中国能够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道路，成为“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宗教问题，胡适的态度是理性主义的，其方法是实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其对宗教的研究是客观而理智的，其中充满了现代气息;而当他面对民族、国家问题时，其态度则是感性主义的，其方法则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透露出明显的传统关怀。而究其根本，胡适对于宗教的批判也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顾也好，都源于他深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胡适对于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思想观点、方法态度，对于我们研究当今的宗教和民族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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