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货殖思想家。他在《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等篇中,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司马迁正是以其“天道自然观”思想,来观察社会经济生活的。他认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所以他主张顺应天道,减少干预,让“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在详考史籍、编纂《史记》的过程中还得出,人性一有求利的动机,二有享乐的欲[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