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时，蜀汉军队的后勤供应就比较紧张，前线的军队时刻面临绝粮的危险。南中地区平定后，诸葛亮任用少数民族的渠率而不驻军，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夷、汉粗安故耳。”[8]驻扎军队必然要牵扯到后勤供应问题，诸葛亮采取了任用少数民族的“渠率”，实现了“夷、汉粗安”，既减少了驻军引起的运粮问题，也使少数民族没有感到受制于人。当诸葛亮的大军撤退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9]有力地保障了蜀汉的军事物资供应。因此，《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记载，建兴三年，“秋，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谓中的之言。

诸葛亮平定南中不但稳定了后方，而且南中地区丰富的物产也成了蜀汉军队战略物资的来源地。建兴五年，诸葛亮在率领军队北驻汉中前，上《出师表》，其中就有“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0]说明了诸葛亮在北伐前准备了充足的战略物资。因为南中地区作为蜀汉政权重要的战略后方，所以这一带一有风吹草动，蜀汉的统治者就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镇压。建兴九年，张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讨伐耆率刘胄叛乱，“胄未破，会被征当还，群下咸以为宜便驰骑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11]张翼在平定南中叛乱时，虽然被解职，但能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保证了后勤供应，使平叛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受到诸葛亮的器重。

建兴六年冬天，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因后勤供应跟不上，诸葛亮不得不撤军。诸葛亮曾经说：“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12]运粮前线耗费之大，使诸葛亮不得不思考对运输工具进行改革。根据北进沿线多山的地理特点，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方便了运送军用物资。建兴九年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军退”。因军粮供应问题迫使诸葛亮以撤军保存实力。到了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既屯垦又加紧制造新的运输工具，其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木牛流马运”。然而此年秋，“亮卒于渭滨”。[13]诸葛亮多次对运粮工具进行改革，说明其在供应前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诸葛亮传》对此也有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集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诸葛亮虽然发明了木牛、流马，但是，因为前线所需战略物资的数量庞大，不得不采取“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的边运粮边屯田措施以解决粮食供应不足问题。关于蜀汉军需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与其交战的曹魏统治者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他们不时地利用蜀汉军需供应不足这一弱点，与诸葛亮作长期的军事对垒。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峰，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走矣；走则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14]曹魏统治者显然是想利用蜀汉军队后勤供应不足的弊端来打消耗战，以拖垮蜀汉军队。甚至当诸葛亮进攻天水时，魏明帝的谋臣卫臻上奏：“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为了实施这一战争策略，魏明帝还任命卫臻为征蜀将军，到长安督战，因诸葛亮退兵而未果。[15]说明曹魏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断绝蜀汉军队的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史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官员运粮到前线而受到诸葛亮嘉奖的事例。吕乂任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16]吕乂在任巴西太守时就能对诸葛亮“调发诸郡”的措施予以支持，当任汉中太守时，又能“供继军粮”，因而倍受诸葛亮的信赖。再如杨仪，建兴八年后，“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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