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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的为政治而做学问(图)

时间:2009-12-18 10:44:04  来源:学习时报
抑挫豪强,并意欲在经济、军事等事功方面有所作为。

    东林师友因抨击朝政,要求改革而遭排挤之后,也没有放逸山林,而是把学问与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顾宪成传》)无论自觉与否,这个学术团体已经具有了政治反对派性质。


    东林人士强调“讲”(讲学)“习”(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他们针对空疏学风,大谈知行关系,“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生而不足者。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觌而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高子遗书》卷一)东林之被称为“党”,实乃“小人者加之名目”的构陷之称(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值得注意的是,“党”字有朋类、偏私之义,多含贬义,所以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云云),但也的确不能排除“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的动机。明末会党(还有如复社)“一堂师友,冷雨热血,洗涤乾坤”,视天下安危为己任,其社会压力和政治抱负都是异常沉重的,他们也重视实务知识,但毕竟与欧洲科学社团的追求不可同语。

    明清之际激进思想家把理学堕落视为明祚衰亡的祸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学界因此而传出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颜元)的呼唤,提出了“以至文胜无识之虚文,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方中通)的要求。无论天文地理,河漕山岳,还是治政军务,风俗制度均应为“儒者之能事”,所谓“实学”,最基本的就是可以致用,“先致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高攀龙:《东林书院志》卷四)这样一来,“其结果必然以实用性来判断知识”([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当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非常重视经验实录,且于科学技艺“熟究”之,但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为志业,“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求收将来的效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

    好一个“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重要的是,科学共同体并非代表某种政治意愿的“压力集团”,而通常伴随着共同体“职业上的承认”。中国知识界一如既往以国家社稷为根本大业。即便如晚明最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一生积极引进西学,力主张军工火器“尽用西术”,晚年主持农政、军事,大声疾呼“富国必以正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书》),不辞劳苦奔走于兴水利、修边防,“至于农事尤为用心”,以为“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但“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善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其而趋集于生计问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他们所关注的,还是国计民生的应用政治学。“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

    易代之变,学人执著于“求王治、续道统”,而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复明势力,对知识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压制政策。顺治明令禁止组织集会和书院,并进一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又借“奏销案”、“科场案”严厉打击江南士人,颁布了广泛的文化禁令,取缔书坊,“纠众结社”可以成为一条很严重的罪名,从事社团活动的学术环境更加险恶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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