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们伴随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左右，便于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和动向，也有更多机会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施加影响。除了接近和影响毛泽东，“秀才”们还利用特殊身份，试图对会议的走向加以影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纠“左”。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注: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官司”在庐山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近四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这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党内通知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这两条所涉及的问题当时在四川普遍存在且争论激烈。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
　　
　　这样，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四川省委会议上，因为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点。
　　
　　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以致讲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据李锐回忆，矛盾在1958年春就开始显露。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要李替他写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李锐勉强写了一两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庆施曾对人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5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工交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上海，帮助华东地区制订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代表水利电力部参加。会上，华东地区钢的指标涨到600万吨，而李锐却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柯庆施很不满，多方做工作，李锐仍然坚持己见。之后，李锐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缺电要在100亿度以上，认为计划没有留有余地。此信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著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叙述：“‘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对此事的另一种记载是：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在南安南厅乡满山红大队居住20多天，参加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闽南土地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刀切；制订农业生产具体计划应该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晋江地区为提高穷村和山区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填补，有平均主义；在解决社员报酬问题上，应使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等。
　　
　　陈伯达的报告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声。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信发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会议，1.4万名干部出席。会上，叶飞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着重检讨公社体制问题。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是有关联的。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和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注: 基本资料 姓名：吴冷西籍贯：广东新会人 简历 吴冷西生于1919年，1937年先后进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的带头人，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从17日起，在讨论《议定记录》时，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上，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缺点写得很具体，认为这样传下去要泄气，影响计划的完成。《关于形势和任务》中写到的缺点有三条：国民经济[注: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某些比例失调，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
　　
　　曾希圣是起草小组成员，对这一段写法也不满意。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从他发言中为“共产风”辩护和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否认看，矛头是指向三条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