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东四妇产医院”要拆迁，并赶去一睹最后的风采。只见门口立着块《迁址告示》：“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将于2006年3月1日起，在原址上进行改扩建工程，需要停诊一年……”落款是“东城区妇幼保健院2006年2月1日”。如今5年都过，这块地方还在“拆建”，《迁址告示》牌子已不知去向……

　　当年人们关注这家老医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是老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历史延续；笔者看到过有关它的许多旧物，包括老信封、《收生志愿书》、挂号单、诊察券、探视证、种痘证、接生的《满月贺书》、《婴儿饮食指南》等等，好像看到了70多年前老北京人的“生命留影”，令人感慨万千。

　　宋美龄[注: 宋美龄（1897年3月5日[注 1]－2003年10月23日）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妻子。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也成为“开创人”

　　“东四妇产医院”是北京人的习惯称呼，因为六十年前是接收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其“附设产院”，1951年改为“北京医学院附设产院”，1957年改叫“东四产院”，1989年改为“东四妇幼保健院”，就是门上挂到最后的牌子。

　　北京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当从清末管理“产婆”、医院有儿科与产科开始，到1912年有中央的卫生司署第二科和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第二科，职责之一管理“产婆”，1916年有非官办的北京医学校“产婆养成所”，到1928年才有官办专门机构“北平特别市接生婆讲习所”和“保婴事务所”。而最早的专科妇婴医院，有1885年洋人办的“女子医院”，1908年洋人办的“妇婴医院”，直到1925年才有“北平私立公益产科医院”和“北平公益助产学校”。

　　说起来，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1929年民国政府官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以及1930年官办的“北平市公安局保婴事务所”和警察署“保婴事务所”——不仅因为主要的创办人是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卫生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管卫生工作的组成部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早并一直保留至今的政府部门之一。]首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著名的妇幼卫生专家杨崇瑞，还因为这所专门学校享有好几个“国立”与“第一”——它是民国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官办的”“第一个”，还是1929年“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一成立第一次会议，就决定创办的全国妇产科教育的“样板工程”；以至于教育部长王世杰题词“产科导师”，内政部长黄绍雄、内政部卫生署[注: 卫生署（英语：Department of Health，DH）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辖下的部门，专责执行政府的健康护理政策，前身称医务卫生署。]长刘瑞恒，以及颜福庆、李德全、宋美龄等人都愿作它的“开创人”。

　　新式学校“作对”麒麟送子

　　“东四妇产医院”，现在门牌是东城区府学胡同三十六号包括交道口南大街一百三十六号，但是1931年时，“第一助产学校”是北平交道口南大街八十四号、“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是北平交道口南大街麒麟碑胡同六号。既然身在麒麟之中，就难免让人联想“麒麟送子”的古老故事，有人传说这里曾是明朝一公主府邸，因为喜欢小孩，引得京城人都来求福，麒麟碑胡同也便成了产婆聚集之地，发散着麒麟送子的美好传说。不过，传说归传说，“第一助产学校”看中这里，反而是来与她们“作对”的，是要用新法接生来改造旧式产婆子。而在杨崇瑞等创办助产学校“接管”这个大宅院前，这里早已是民国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官邸。新式助产学校让古老的四合院摇身一变为近代科学的发源地，让新式“产科医院”科学之光照亮了中国人的生命摇篮，1935年接产新生儿1538人，1936年接产新生儿1590人，真正从事着“麒麟送子”的吉祥伟业。

　　“第一助产学校”培养学生，在正常教学之外，还奉教育部令、执行中央妇婴卫生计划，开办“助产士训练班”、“护士助产训练班”和“助产士研究班”，从1930年6月到1936年9月，一共毕业了24班189人、像只老母鸡带出了一群小母鸡，造福全国16个省44处城乡。此外，这里还是全国产科教育、妇产科学、助产学校与产院管理的探索者，制定了各种管理规章、所有图表证件、提供了一整套现代化管理的规范样本，一切细枝末节甚至连“新法接生宣传单”都撰写好了。

　　十万助产士催生产校

　　“牺牲精神，造福人群”，是校长杨崇瑞为“第一助产学校”定的校训，据说勒石刻碑原来在“附设产院”小楼的墙根下，现在去拆建工地已经无法得见。就像她本人一样，若在世应当120岁，学校与产院也应当80岁了。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现在河北省三河市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就读北京贝满书院，1917年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先后在山东德州、天津南关、协和医院担任妇产医生，热心于调查农村妇幼卫生状况，1925年获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被新旧接生科学的强烈对比所震撼，立志要用现代产科学改造祖国落后的妇幼卫生事业；1927年回国后，从妇产科转行公共卫生科，在协和医院的岗位上兼任政府卫生部专业工作，进入了全国妇婴卫生的管理工作；1928年，促进成立了北平市保婴事务所，开创了“接生婆讲习所”和“保婴事务所”，亲手将旧式“产婆”纳进了政府管理。

　　当年专家们计算过：全国“每年生产者有一千二百万人，每一助产士每年担任一百二十个接生，则须有十万助产士方足以应付……”，许多人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当务之急是加速培养新式产科师资人才，“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和“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于是应运而生。不过，全国偌大何以独钟北平？甚至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央助产学校”的成立还在其后？这其中杨崇瑞功不可没。

　　新中国肯定了杨崇瑞的工作，成为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1957年，杨崇瑞支持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所幸在93岁高龄病逝后得到了肯定，1991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杨崇瑞博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然而又是二十年过去，“东四妇产医院”不知是否还会再现？别和交道口南大街的麒麟碑胡同口一样，跟我们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