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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4期，作者：李响，原题：24名外国人死守南京城》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日本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注: 军国主义militarism 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国家生活的各方面都为军事侵略目的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现代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略政策的产物，又是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一种手段。]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注: 公司类型 公众公司(Xetra: SIE) 口号 {{{company_slogan}}} 成立于 1847年，德国柏林 总部位于 德国慕尼黑 重要人物 Klaus Kleinfeld,主席 ...]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