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和康有为等倡导的“戊戌变法”曾经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他却仍站在原地呐喊，主张君主立宪制[注: 君主立宪制又称立宪君主制，或称“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沦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历史属于他的时间很短，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毛泽东对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的阅读和评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

　　尊崇与效仿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WWW.lSqn.Cn在这里，他从表兄文运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初次接触梁启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个年代，受“戊戌变法”影响，梁启超的名字和学说在国内风靡一时。

　　对《新民丛报》刊载的新鲜内容，毛泽东着迷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他看得非常用心，并在该文“论国家思想”处写下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欣然接受了维新派思想。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尊崇的人物。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革命党人的主张。激奋之中，毛泽东写下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对于此事，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2年2月，当了半年兵的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回答试题《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时，他即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可见，当时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救国之道，确实占据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方法论高地。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翻阅毛泽东是年10月至12月的课堂记录，有直接引自梁启超《新民说》的名句，有化解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相关论点的体会，还有对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所述内容与中国哲学家杨朱的比较，等等。或许是因为沉醉于梁启超的言论之中，毛泽东在四师的国文课上，很快就被教员袁仲谦看出其文风着意模仿梁氏，因而建议他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听从师命，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古文文体。

　　质疑与反思

　　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一师是当时比较民主开明、办得较好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教于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优秀教员，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随着学识的积淀，特别是社会实践的洗礼，毛泽东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全国一片反对之声，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立即致信萧子升，请帮助找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君宪救国论》一阅。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注: 辛亥革命胜利，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担忧事久引发革命危机，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此时，毛泽东对北洋军阀尚无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启超的主张。6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中的母亲，途中被骚扰的南方军队所阻隔，更加认为政局应该稳定。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逐走劝袁称帝的湖南都督汤芗铭，认为这样会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可见，毛泽东已非简单地接受梁启超的主张，而是经过分析后认同梁的观点。而且，他对梁启超的一些政治行为开始了质疑，1916年12月9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袁氏笼络名士，如王运、梁启超、章炳麟、樊增祥诸人，均堕其术中。”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这里异常活跃的思想氛围，激发了毛泽东对新思想的渴求，以及对救国道路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时事环境的改变，使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陈独秀等，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笔。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不再到梁启超的著述中寻找立论的依据，而且在观察问题的方法论上已经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