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种纠缠之下，1912年10月3日，民国政府在左右掣肘中，颁布了一个简版的“服制”———“男女礼服服制”，但在使用国货问题上，较好地回应了当下的呼声。在男子礼服方面：“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常礼服二种。一、甲种式，……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丝品或麻织品，色用黑。二、乙种式，褂袍式如第三图(按：褂袍向无用西式布料制作，自然是用国货)。”女子礼服，基本上还是传统服制。问题是男子礼服，式样既为西式，却以国货丝织品制作，实在是为难裁缝。故后面又补加了一条：“关于大礼服及常礼服之用料，如本国有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东方杂志[注: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第九卷(1912)第5号《中国大事记》)这等于是在暗地里开了方便之门：用毛织品做成衣服之后，你哪里辨得清用料是国产还是进口，咱们广东早就在引进机器和原材料生产质地不错的毛织品了。

　　所以，嗣后陆续推出的《推事检察官律师书记官服制》、《地方行政官公服令》、《监狱官服制》等等，就不再拐弯抹角了，而是直接说“衣料要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WWw.lsQn.Cn

　　但是，这一切，都还只能算是临时的。不同时期的民国，服制问题还在翻来覆去。比如大家最有印象的男女国服———中山装与旗袍———就是经过了多次反复后才非正式确立的。以中山装而论，北伐胜利后，1929年4月16日，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文规定：“制服用中山装。”(《内政年鉴》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方面，这一条例本身就是急就章，是因为举行孙中山移葬南京的“奉安大典”需要统一服装而议定。另一方面，或许是当时政坛各位大佬权力都大，对于政策法律并不十分感冒;直到1936年2月，蒋介石以命令的形式，下令全体公务员穿式样为中山装的统一制服，中山装才真正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中央日报》1936年2月19日《蒋院长令饬公务员穿制服》)而旗袍，则要1942年《国民服制条例》出台，规定“女子常服与礼服都仿如旗袍的改装”(《国民政府公报》1942年第387期)，才非正式确立，此时，已接近民国尾声。所以，旗袍被誉为国服，主要是江湖的力量而非朝廷的力量，而其确立的先后与正式与非正式之别，也显示出了官方的男尊女卑之势。

　　至于打晚清以来，伴随时不时兴起的取缔奇装异服行动所颁布的种种服装规范，可谓特别版的民国服制，同时也堪称民国服制的乱象。比如旗袍向被视为国服，早期被讥嘲为民族光复服装复辟，后来被孙传芳明令取缔;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也对旗袍的剪裁和用料横加指点，有何国服风范可言?孔子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国服之飘忽不定，国势之动荡低迷可窥也。或者，在新的时代里，原本就不该有什么国服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