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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为何造成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时间:2013-06-04 16:16:34  来源:不详

  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为了确保新生政权稳定在城市肃清敌人,居民被武装押送到集体农庄,过程中大量死亡1975年,由波尔布特执掌的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正式上台,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在内部公布了各项政策: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废除宗教,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等等。

  “撤空城市”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就迅速推行。wWw.LSqn.Cn当时全部城市人口在三天至一周内被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集体农庄。

  关于为何要 “撤空城市”,红色高棉官方解释是,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三是配合消灭私有制。真正的缘由直到1977年9 月才曝光。波尔布特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1989年4月,红色高棉总参谋长塔莫在谈到疏散城市人口时也透露了同样的意图:“当时在金边做生意的有华侨、越侨,还有旧政府人员、旧警察,越南和美国特务,朗诺军队的官兵。负责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工作能力比较薄弱,无力摸清敌我情况,因此只能将城里人统统撤到农村,想以此一举搞乱敌人。”可见,“撤空城市”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红色高棉这个新生政权的稳定。

  然而,“撤空城市”这项计划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殃及普通百姓。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

  1975年,“撤空城市”运动中被强迫离开金边的柬埔寨民众

  政权在握后,有计划地屠杀异见份子,普通人抱怨工作繁重会被以“反革命分子”名义处死1975年5月 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农谢(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认为在推动政策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红色高棉掌权后,针对反对派和异见分子有计划的大规模清洗乃是常态。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注: 社会主义革命亦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残酷的大清洗[注: 大清洗,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发生在1978年几个反对“民主柬埔寨”的单位造反之后,在六个月中10万人被处决了,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至于普通人,只要轻微违反了法规,比如抱怨工作繁重或者偷吃食物,就有可能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处死。Phsos Prai,一个住在Mondul Kiri省的Pnong族人,讲述了他家的经历。在Koh Nhek,人们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只有很少一点食物,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我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除了木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因此她的丈夫从别的村子弄到了八小罐米和一只鸡。小区的领导指控他们私自吃东西,他们全家都被逮捕了。在LamTik村,两个人被逮捕和杀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把一巢蜂蜜交公,而是自己吃了。(《“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Khamboly Dy著,王友琴译)

  幸存者Van Nath描绘的一幅红色高棉酷刑图

  农民被剥夺土地,市民被遣散下乡,大量人口在集体农庄中因过度劳动、饥饿而死亡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后,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他们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被死死钉在集体农庄。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 月17日人”来承担。所谓“4月17日人”又称“新人”,是指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旧人”,指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新人”需要到“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成劳动力。如此将社会划分成各“阶级”,红色高棉实际上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注: 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

  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加之随着“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等“大跃进”计划横空出世,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 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农村集体农庄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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