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成立于新中国诞生的翌日，迄今已历一个甲子。在这60年当中，外交部一共产生了10位外长。作为国政运作的重要部门，外交部承载着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使命，10位外长的职业生涯和荣辱沉浮正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真实写照。

巧妇为少米之炊的粗线条外交

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共举党处于一种准军事化体制下。这一特殊环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将悍卒充任各级官员，但他们多缺乏海外经验和外语能力，甚至连外国人都没接触过。两者兼备的大概只有红军时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后赴欧勤工俭学的旅欧派。前者因政治错误被边缘化，且海外经验单一；后者活到建国的不算多，位列高层的只有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和李富春。彼时陈、邓俱派驻地方，李富春主攻经济，于是周恩来当仁不让，以国务院总理（1954年以前称政务院）身份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长。至于驻外使节，除了驻苏大使王稼祥，都从高级军官中选拔，短期培训后上岗，这就是著名的“将军大使”。

周恩来，江苏淮安人，南开大学肄业，素有才德。又先后在日、英、法、德留过学，见识广博，视野开阔。建国前长期担任党的外联工作，与外国人打过不少交道，其中不乏美苏的政界人士，外交经验丰富。这位新外长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得外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建国时冷战业已展开，社资阵营各自抱团，中国与苏联建交毫无悬念，在外交部成立当天中苏建交，随后社会主义各国纷至沓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访莫斯科，盘桓3个月，终于与苏联缔结了同盟互助条约，铸就了中国外交的基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响应苏联建议，不情愿地卷入战争，从而与西方正式对敌。中国以血的代价赢得盟友的信任，向社会主义阵营纳上了投名状。此后，苏联投桃报李，援助不断，中苏迅速进入蜜月期。而在外交层面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常常与苏联打配合，共同遏制美国。

看起来似乎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但这不是全部。周恩来很早就提出过层级外交的概念，即根据各国对台湾的态度，灵活定位双边关系——可以建交的建交；时机不成熟的，可以先建立较低级别的关系；再不成至少维持商贸关系。譬如1950年第一批建交国中既有社会主义盟友，也有北欧三国那样的非主流西方国家，还有战后新独立的亚洲邻国如印度、缅甸。到了1953年，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恩来首次公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未来60年的外交原则。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首次国际性会议，议题涉及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的善后问题。由于上述四国都与中国接壤，并因意识形态产生分裂和内战，且中国不同程度卷入，所以日内瓦会议实际上是美苏两大阵营的第一次“文斗 ”。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火药味仍浓，在和美国人交涉时如何把握分寸是个难题。第一次与会，周恩来就一直在犹豫“对杜勒斯（美国务卿）该凶点还是缓和点 ”。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第一场大仗，周恩来准备很充分。反观美国，提不出具备较高可行性的方案，只是一味反对，再加上杜勒斯对中国的排斥表现得过于明显，惹人反感，在道义上迅速落了下风。虽然会议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仅仅实现停火，但周恩来在会议落幕时已经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一线明星，并与一些西方外交名人如英国外相艾登结为好友。

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周恩来第二场外交秀。因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显非常。与会国制度、宗教、意识形态各异，彼此成见和误解不少。会议一开始，就有伊拉克代表抨击社会主义。考虑到分歧仅靠言语难以弥合，周恩来没有做正面解释，而是选择迂回侧击，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将会议从互相攻讦的边缘拉了回来。之后又有锡兰总理发难、中立国家和亲西方国家争执，都被“求同存异 ”神器一一化解。

周恩来凭借两次国际会议为中国开拓了宝贵的外交空间，并展现了中国外交部不盲从苏联的独立姿态。可是，就在周恩来四处出击之际，大后方却不安稳了。变故起于苏联，准确地说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赫鲁晓夫在内政上较开明，但在外交上有些鲁莽，表现出一种农民式的短视和功利。他认识到美国的强大和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努力促成美苏缓和。这并没有错，但他顾此失彼，在处理阵营内部关系上简单粗暴，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中苏首次公开分歧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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