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变局，黄华稳健有余，却缺乏敏锐，大致还是按1972年的思路来，有时甚至显得僵化。譬如1981年 10月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就曾错判，仍突出反苏反修。再加上1982年7月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唐健生杀人案影响恶劣，外交部和黄华备受指责。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作为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探路石，黄华被派去莫斯科开展“葬礼外交”。回国后，就被免去外长职务，去了全国人大。

从年龄上看，姬、乔、黄属于同一代际。但从专业和历史角度看，姬仅仅是个旧派的过渡性角色，真正主导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是乔、黄为首的业务派。这两人的外交思维一脉相承——以点控面，固本培元。所谓的以点控面，指的是有重点的外交。而当时的两个重点就是美国和联合国，譬如乔冠华从1971年到 1976年每逢联大必亲自带团前往。至于固本培元，指的是巩固原来的老朋友，再去慢慢发展新朋友。

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之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空降过来的吴学谦成为新中国第六任外长。

吴学谦，江苏嘉定人（1958年后嘉定改属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为地下党上海市委成员；建国后先在团中央工作了9年，后任职于中联部，长期与西亚和非洲未建交国家打交道；“文革”时受冲击，1982年4月转至外交部任副部长，仅仅7个月后就取黄华而代之。

吴学谦上台时的中国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也要为经济工作服务。吴一上台，中国便批准了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申请报告。在政治领域，吴主要负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谈判，后来还兼对台工作。对苏关系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中方步子不敢迈得太大，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3年内相继去世，也使得谈判难以连贯，一直拖拉着；香港谈判倒是比较顺利，吴外长和英国外相关系也不错。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党总书记职务，作为老部下的吴学谦亦受到牵连，但安然过关，至1988年更担任李鹏手下主管外交的副总理。

或许是青年时代长期从事反国民党学生运动的缘故，吴的气质更像一个学生干部，官场纠葛甚少，是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僚。他好读书，性格严谨，做事踏实，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内才允许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但他本人却从来不带；外交官外访时抽空游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独吴不好此道。吴最大的优点在于勤勉肯干，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问题被免去外长职务，由副部长钱其琛接手。

钱其琛，江苏嘉定人，1928年生于学术世家，14岁入党，从事学运工作，但未读过大学。建国头几年，他供职于团机关，1954年派往苏联中央团校，毕业后在驻苏使馆工作，1963年回国到高教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担当留学生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下放；1972年恢复工作后，重新派驻莫斯科任使馆参赞；1974年升任驻几内亚大使，1976年回国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任副部长，年仅54岁，这端赖胡耀邦倡导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新风所赐。

钱其琛从进入外交系统那天起就与俄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1950年代留学正逢中苏蜜月期，1960年代回国正值翻脸，1970年代受冲击也与留苏不无关系，1980年代中苏关系缓解，钱其琛迎来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谈判桌上与苏联人就消除“三大障碍”软磨硬泡，但直到立场温和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事情才出现转机。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可是苏联的路也快到尽头了。

1989年于中国和全球局势都是一个大变之年。对中国而言，由于遭受西方制裁，关贸总协定谈判被迫中止。而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亦动荡不安，前景不妙。东欧剧变后，1989年底美苏马耳他峰会明确宣布结束冷战。钱其琛上台仅一年，就面临立国40年未遇之大变局。当时邓小平提出了28字方针，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钱而言，如何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环境和应付中美苏力量平衡打破后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国外交的远近期目标。

该方针在钱任内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若非原则问题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与俄、欧、日深化关系，以多元外交分散风险的中程目标；与世界接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长远任务。以此观之，除了1996年台海危机外，中国都极力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在多元外交方面，钱其琛虽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国外交的大势却肇基于其任内。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参加昭和天皇葬礼之机与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交涉，结束了双方自1965年以来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