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教师群体遭遇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针对教师群体的暴力，大多数人会想到1966年夏天。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说：“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wwW.LSQn.CN为什么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会在1966年夏天降临到千千万万的教师们头上?
文革初期对教师的暴力迫害，与“老红卫兵”把文革当成反右搞有很大关系
尽管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过内部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但直到文革爆发，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领导层乃至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也不了解，以至于刘少奇[注: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本名或谱名绍选，字渭璜，已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政治家和理论家。]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表示：“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这种“摸不着头脑”，使大多数人误以为文革将继续沿袭之前的反右传统，仍以“地富反坏右”为主要斗争对象。
在这样一种认知下，最早兴起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和各地省市区由党组织出面创设的“官办红卫兵”，迅速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这些“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对教师群体的批斗是“正确”的，因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许多教师倒在了红卫兵的皮带之下，正是这样一种“反右传统”的结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的天下，“造反派红卫兵”直到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才在9月份渐成气候，随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展开激斗。在此之前，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普遍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当积极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内的教师、学生按之前反右运动的逻辑和标准，划左、中、右，进行隔离审查乃至暴力批斗。8月份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95%的各校工作组被认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局势才开始逆转，之前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压制、打击成“右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得以翻身。但教师群体的境遇并未因此好转。
对文革初衷认知错位，把文革当成反右来搞，并不仅限于北京。以宁夏为例，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即按反右运动的逻辑，将运动矛头指向了教师和基层干部。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象。直到10月份，以这些受打压的非红五类学生为骨干的“造反派红卫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据上风，将运动的斗争矛头重新定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左：陈毅之子陈小鲁;右：陈小鲁通过网络公布的道歉信。
文革初期教师群体所受暴力缺乏统计数据，但可参考“反右运动”中教师的遭遇
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各大院校针对教师群体的种种暴力，已有相当多的资料披露，此不赘述。尽管在此一期间所发生的惨剧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但这些惨剧既然以“反右”的逻辑进行，则不妨参考一下反右运动期间教师群体的遭遇。
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统计披露，“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笔者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广东)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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