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不少公开的出版物均刊出国家统计局的长篇公报。从这里可以发现，近几个月来，一派火热的经济世界里，其实有一片冰冷的天地，就是农业。

　　粮棉油一类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均呈现大幅度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国民经济[注: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和社会发展的统计，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9401亿吨，棉花420万吨，油料1320万吨，分别比1987年下降2.2%、1.1%、13.6%。www.lSqn.cn这是我们国家民生里面的基本的内容，也是整个农村种植业里的主要部分，其下降，令中国的农业总产值呈负面的增长。

　　农产品产量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上上下下，进进退退，至少已有4年。何“热”之有?其冷也甚!如果中国人心里还关注着农业，何以经济里面虽有一派朝天的热火，仍不能为农业增添些许暖意，反使农村里面显得分外冷清?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1988年中国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6。71，超过31的正常比例。

　　粮棉油这三样东西虽有很大差别，但在近十年间，却是亦步亦趋地共起共落。所以，欲知农业何以冷清的道理，只须仔细端详其中一样东西。

　　适逢国务院方面发布通告，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各省各市眼下正拿了这“令箭”在农民中张扬。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到乡下去寻棉花的踪迹，必会见到微妙难言的人心。

　　棉花在中国一向为政府统购的产品。所谓统购，也即种棉者必须将棉花卖给政府，且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这是在世界各国中极少有的现象。好比一个乡下人走到城里商店中，见一电视，标价3000元，他于是对售货小姐说：“不行，你只可卖2000元，而且你必须把它卖给我。”人人均知这是不讲理的行径，决不可能得逞的，搞得不好人家要当他是精神病，甚或去叫警察。但是，城里人到乡下向农民购买棉花，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价格把棉花卖给我。这有一个很有意识形态味道且又很堂皇的说法，叫做“爱国棉”。意思是，你卖就是爱国，不卖就是不爱国。其他如粮食、糖料、蔬菜等等，均有同样情形。所以又有“爱国粮”、“爱国糖”、“爱国菜”云云。

　　故此，政府购价的厚薄对于棉花丰歉的影响之大，几乎可以等于季候的优劣。80年代初期政府给予棉花收购的优价，曾经引导中国的棉花产量于两三年间迅速地增长起来，已成仓库胀满、纺机破肚之势。于是，政府一方面大杀棉价以约束农民的生产;另一方面则鼓励城里乡下摆开无数大小纺机，加紧吃掉已有的棉花。

　　政府行为的变化本来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所以从道理上讲并不为错。不料实行起来却是物极又反。价格的连年被杀，导致了农民的连年减种，又至棉花产量一降再降。而仓库里面的棉花却也减而又减。棉价被政府捏在手里，农民看不到价格上扬，仍在削减种棉计划。城里大纱厂千千万万的纱机均半饥半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甚而根本就因无棉停止操作。城里的缺棉之声，如火如荼。“我已经焦头烂额了”，保定第一棉纺厂的厂长说。看来这不是无病呻吟，眼下他的十万饥饿的纱锭正在吃下最后一批棉花，工厂里偌大的原料仓库全部空空荡荡。

　　在乡下，情势迥异。棉花似乎无处不在。乡村的公路上，或马车，或汽车，满装了棉花擦身而过，村庄里面小而杂乱的轧花作坊，几被棉花淹没。农民自己的纱厂里亦有堆积如山的棉花，令你无处置足。这与城里大纱厂相比，形同天地。

　　何以乡下的棉花不能弄进城里?

　　尽管有了政府“专营”的尚方宝剑，专司棉花收购的官员却无法购到足够多的棉花。收购计划的无法完成以及千万纺机的嗷嗷待哺，并不在于没有棉花。我们国家1988年多雨，多虫，棉花的减产是确实的，然而减产的幅度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大，至为可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乡下有棉花，城里的大纱厂原也不该有那样火急火燎的局面。问题是，政府方面仅以“爱国棉”的教导和低价的专营不能令农民心甘情愿地把口袋里的利益掏出来，农民正在施展其特有的狡猾来拒绝卖棉。地方政府的官员大都不肯倾全力去对付农民的狡猾，其心态亦有微妙的可鉴之处。以税收论，农民的小纱厂，利益在当地政府;城里的大纱厂，利益在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要地方的官员饿“小”以饱“大”，等于饿“己”以饱“人”，这和要乡下人拿自己的腰包去填城里人的腰包是一样的。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便不会对地方官员中间弥漫的惨淡之情觉得惊奇。这些地方的父母官中有一位是河北省安国县的县委书记，他以当地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挨户动员农民交售“爱国棉”，终于完成收购的计划，这在这个产棉区里是少有的大功劳。作为党的干部，他受到上级的表扬;作为数十万百姓的“父母官”，他并无一点喜色。他用一种又酸又涩的口吻说道：“让农民爱一次国，少收入一百多万元。”

　　价值的法则在今天毕竟已经深入人的心里。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所在。以改革的逻辑讲，政府是应当循着价值规律和农民打交道的，然而在实际的进程中，又必须不按价值规律和农民打交道。事到临头，行与愿违，其情景如叶公好龙。 会员全文阅读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