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12日—11月27日，苏联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惩罚”战争，对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和张作霖反苏政策来了一次总清算。中国大败，苏联全胜。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因此可以称之为中东路战争。由于中国是被压迫国家，苏联政府及其历史学家们便极力将惩罚对象张学良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打这一仗是“对帝国主义集团挑衅的回击”，但对进行战争的过程尽量加以简略，特别是对战争的残酷性，长期以来只字不提。蒋介石和张学良是战败者，当然要掩饰自己酿成战祸的原因和失败的惨状，甚至将失败说成胜利。当时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多是慷慨激昂之词，实际上并未弄清事情的真相。近年出版的有关著述都将这次战争说成是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边界武装冲突”，有些轻描淡写，并忽略了对苏方的研究。随着中俄档案文件的逐步披露，今天对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战争的主要过程和性质或可做一概略的剖析。

张学良的试探：搜查苏联总领事馆

1928年6月北伐军到达北京，南京国民政府遂成为全国中央政府。新政府对外政策称“革命外交”，表示对外政策要全面革新。其宣言指出：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国家独立所不容，今当“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全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此前广州政府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洋政府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南京政府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但实际上做不到“废约”，而采用一个有弹性的术语——“革命外交”。所谓“遵正当之手续”，就是通过和平谈判，修改旧约。不管是修约，还是废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也符合历史潮流。问题在于蒋介石将帝国主义分成两类：炮舰帝国主义和“赤色帝国主义”，前者指英、日等传统帝国主义，以武力推行殖民压迫；后者指苏联，通过革命输出进行扩张。在实践上，南京政府对英美日等一般都称“友邦”，通过谈判与他们“修约”，用“软的一手”，因为还要取得他们的援助；对苏联，因为其支持中国革命，则采取“革命”的手段，用“硬的一手”。这就是蒋介石“革命外交”的真谛。

当年11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放弃东三省自治，打青天白日旗，归服国民政府，全国统一。张学良的义举，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赞扬，几乎被举为民族英雄。他年少气盛，在对外方面也想大显身手，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蒋介石对张学良大力支持，东北遂成为推行革命外交的试验场。

中东路是沙皇俄国与清政府订约“合办”的，中国出土地和500万两库平银，绝大部分资本都是俄国政府出的。该路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北起哈尔滨，中经长春、沈阳，南到旅顺口。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到旅顺口（含旅顺口军港）的一段被日本占去，称南满铁路。这里所说的中东路是不包括南满铁路在内的苏联控制的部分。1919年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将这部分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北京政府错过了时机。苏俄又不愿意彻底抛弃沙俄在华既得利益，随着国际局势的好转，收回了承诺。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国有权赎回该路，在中国赎回之前，实行中苏共同管理。理事长和监事长归中方，副理事长和副监事长归苏方，铁路局长归苏方，副局长归中方；实行局长负责制，各处重要处长也由苏方把持；中方实际上没有管理铁路的实权。这就是说，该路所有权属于苏联，中国只是参加管理而已。张学良易帜后，即着手收回苏联控制的以上路段，而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连一根毫毛都没敢碰。

1929年3月1日，理事长吕荣寰奉张学良之命向苏方提出：路局一切命令非经苏方局长和中方副局长签字，不能生效；路局用款非经稽查局同意不得动支；路局各处处长等应以半数改派华人；铁路文书中俄文并用等要求。这些要求是合理合法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