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中国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战争正式爆发。紧接着，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下令颁布《宣战诏书》。一个女人以惊人的胆量，一改昔日软弱无能、投降卖国的形象，不顾国家实力，匆忙向列强发布战争动员令，让人委实难以理解，结果也可想而知。不久，大清国都城沦陷，朝廷逃亡，史称“庚子事变”。随后，清政府又答应八国“议和大纲”，被迫接受赔款要求。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四亿五千万计算，每人一两，共计４．５亿两，分３９年还清。也就是说，列强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赔款的存在，蒙受了国家无能的耻辱。这笔巨款连本带息，总数达白银１０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１２倍，史称“庚子赔款”。但列强似乎有“良心发现”，先后又对庚款进行了有条件的退赔。在这一赔一退之间，国际交涉纷纭繁复，揭开帷幕，审视内情，又让人感到对近代国际社会中，道义的价值，良知的分量，权力的作用，侵略的后果，委实难以评说。本文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对若干史实的具体交代：

史实之一：李鸿章在中外交涉中深深感到，列强“虎狼群”，弱国无外交，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能否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些重要卖国条约的签订者，因此，国人对其十分痛恨。李本人又何偿不知道每次画押签订，必须使自己成为众怨所集，众怒所归！国人对清政府丧权辱国，也的确习惯迁怒于李氏。但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英雄。李氏纵为“英雄”，可以平息国内祸乱，又如西方列强何，又如慈禧老佛爷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看一看李鸿章如何临危受命，如何与列强交涉，其个人命运的结局又将如何。

庚子事变，似乎“打”是慈禧，和也是慈禧；“成”是慈禧，败也是慈禧。战事一开，形势便朝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１９００年７月８日，慈禧只好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为其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慈禧想借这个三朝重臣、外交能手来处理直隶局势。１２日，又命令他兼程北上，勿得停滞。７月２１日，李鸿章自广州抵达上海，但又感到此次议和非同以往各次，极为棘手，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谈，谈结局不好，不谈结局会更糟。如果和谈结果导致全体国人痛恨，弄不好慈禧就会使他成为替罪羊。于是便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为词，“难以迅即北上”。但不久，国都沦陷，朝廷逃亡，“两宫西狩”。慈禧再也等不急了，朝廷的电报再一轮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本来已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７日，当７７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以何办法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９月，李鸿章等上了一个“为款局急宜挽救，不可再失时机”的密陈奏片，大意是要朝廷向列强认错，以便与各国和议。９月８日，慈禧照允，以光绪名义颁发了“罪已诏”。１４日，发布“剿拳上谕”，称义和团是“祸端”，“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正是这个谕旨，使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渐有端倪。

１１月初，李鸿章到达北京。列强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６项条款：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６项条款，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也终于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自己根本无法使大清国逃脱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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