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当他看到前排位置上那个光头时，他又开始摆起谱来。看得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辜鸿铭还没让苏格兰人领教过他的厉害，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不明就里，还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坐在一团蓝色烟雾中，宛如一尊神。

辜鸿铭在国外大力弘扬他心目中的中国精神，然而，此时的他与中国素未谋面，祖国在他心中还只是个遥远的幻影，他的“中国精神”无所归依。促使他与祖国真正结缘的，是一位中国大学者马健忠。1883年，他们在新加坡的相遇促成了辜鸿铭的“海归”，在恶补了一通中文和中文典籍之后，辜鸿铭回到了中国内地。 (

但此时的辜鸿铭尚以一副青年才俊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他与北京的结缘还在二十年之后。这二十年间，他把自己的旷世才华交付给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他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张之洞对他颇为看重，曾对人说：“鸿铭经纶满腹，确是杰出之才。”他也感念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在这二十年间，辜鸿铭除了在工作上与“洋务”脱不了干系外，他的业余时间，都放在研究经史子集上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有了可能。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辜鸿铭随同北上，他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北京。而在南方各省籍籍无名的他，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居然得以晋升司级干部，先是当上了外务部员外郎，紧接着又升任郎中，着实过了一把官瘾。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他还当上了外交部次长，这是他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不过，这个官当得很不光彩，可算是他的一个污点。

辜鸿铭在北京的十年，恰恰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以他一贯的性格，他并没有置身事外，相反，他表现得很积极，但他的积极难免让人诟病，因为他是出于维护中国文化的狂热，只是一味地复古，政治上却相当幼稚，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甚至为慈禧大唱赞歌。当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时，北京街头却有一个拖着一条灰白小辫、带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滑稽身影固执地出现在行人的视线里。古怪狷狂的他不仅把少年留洋时所穿的西服革履悉数锁进了箱底，还在赠给张勋的对子里自鸣得意地吟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指清朝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指辫子）。”

辜鸿铭给北京这座古都，乃至这个古老的国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笔是他在北大当教授时留下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此后，辜鸿铭每日里以他那副标志性的装束，在北大激昂亢进的革命氛围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姿态。他用纯熟的西方语言宣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的确是独树一帜。当辜鸿铭梳着小辫第一次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教室里立刻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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