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还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这个时候大家懒得跟他理论。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辜鸿铭飞云流转的一生到了即将落幕的时刻。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保留着清朝遗老装束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过时又过气的可笑人物，备受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辜鸿铭的晚境甚为凄凉。此时的北京城里仍然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权贵们也没有忘记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人物。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辜鸿铭在别人的引荐下见到了张作霖，那位匪气十足的张大帅倒是对辜鸿铭一身油光锃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很有兴趣，只是不知此人有何来头，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马上联想起当年张之洞对他的礼遇，对于张作霖的无知，辜鸿铭表示不屑，遂拂袖而去。

过不多久，辜鸿铭的发妻离他而去。紧接着，同为张之洞幕僚的好友梁敦彦也去世了。这对辜鸿铭的打击很大，精神上的苦痛折磨着他，他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了无生趣的他“日惟祈求速死”。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病逝于北京的寓所中，年七十二岁。辜鸿铭至死都不忘与人斗法，他想刻一枚图章，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纳了一位日本二妻），仕在北洋”，还说一定要把康有为的那枚“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对于辜鸿铭其人，林语堂有一番甚为中肯的评价：“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也许正应了那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老话，在国人眼里疯疯癫癫、稀奇古怪的辜鸿铭，在西方人眼里却是香饽饽。由于他是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尤其在德国人眼里，他是东方文化的两大代言人之一，另一位就是印度的泰戈尔。他曾与泰戈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还曾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之“尊贵”，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和中国文化，利用他所掌握的语言这门利器，在极短的时间里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

辜鸿铭的思想和文笔透出一股参透事理的机智和幽默，常常让那些自命不凡的西方人甘拜下风。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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