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虽是农民起义军，但它的将领良莠不齐，纪律也并不严明，当时有句谚语，叫做“发军如梳，官军如篦”，说两者对人民的祸害，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但苏州人民实在好福气，苏州府属恰是归天国第一流人物忠王李秀成开府治理所在，他的府邸便是苏州城内的名园拙政园。因此苏州在李秀成的长期庇护下，匕鬯不惊，安居乐业，迥异于其他各地。苏州人民既然感戴李秀成的德政，自然得有所表现，若按传统的送“万民伞”或“脱靴”那些办法倒还罢了，可为了对忠王尊敬起见，用的是刻碑竖坊。那些碑坊都是石刻的，高竖耸立于苏州主要街道。常熟翁氏是苏郡主要望族，当然曾由翁氏族人出面为忠王建立一座石坊。

到了同治初元，忠王已从苏州调回天京主持中枢，苏州由郜云官等十王主持，抵挡不住淮军第一骁将程学启和洋将戈登的猛攻，势穷力蹙，只得要求献城投降。但是程学启不顾不杀降人的古训，竟把十位降王全部杀掉。这种不顾信义的野蛮举动，连戈登也看不入眼，几乎要和程学启火拼，终于一怒辞去常胜军头目职务，窜到非洲苏丹去干他老本行，结果是给苏丹人民杀死在喀土穆，这也是苏州太平军革命时期的一段掌故。

李鸿章攻陷苏城之后，见到通衢上的翁氏对忠王歌功颂德的石坊，使命令拆下，但并不予以捣毁，只是把它藏匿起来。这一着李鸿章可真厉害，他若据此出奏朝廷，按《大清律例》那是大逆罪，法应合族处死。李鸿章也很明白，那样会给朝廷出难题，这若在康、乾时代，自会按律办理，但在季叶，纪纲已弛，未必定能扳倒翁氏。还不如“引满不发”，叫翁氏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李鸿章这一手着实厉害，迫使翁氏忍气吞声，坐候回击的机会。

以上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翁、李两族的代表人物名位都更高了，一个在中枢主持财政，一个是封疆大吏兼管军政，二十多年的含仇蓄恨，翁氏终于得到报仇的机会。那便是1884年的中法甲申战争。按照常例，应该是武将主战，文臣主和，尤其是翁同龢长期做户部主管，馈饷是“计臣”的职责，他也顾不得了。为给李鸿章过不去，纠合一批书生的清流党，主张和法国侵略者开战。结果中国竟然反胜为败，缔结了辱国条约。这不过是翁氏的牛刀小试，但已使李鸿章为此吃足了不少苦头。

过了十年，便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时翁、李两氏的地位都已达到了顶峰，文武双方的主张还如十年前一样。李鸿章所经营的北洋海军在吨位上确实驾凌日本之上，但是在军队的素质上，李鸿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翁同龢仍旧是财政的主管，他也明知道所谓“海军经费”已有一部分被挪用作修建颐和园，但为了报仇雪恨，不惜拿国族荣誉、北洋舰队和日本孤注一掷。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孱弱，从此完全暴露在世界各国眼中，一直被人家欺凌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两家的恩仇，关系到国族的兴亡，这是任何人所不能预计的。若按照历史学家的正确观点，这自然并不能算是主要原因；不过个人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作用也不能等闲忽视。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说些掌故聊供谈助而已。

两家的恩仇，却有人把他俩凑在一起做成一副有名的对联，甲午战争后曾脍炙人口，联云：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相等于宰相；合肥是他的籍贯，“天下瘦”，自然李是“肥”了。翁同龢虽是协办大学士，但仍兼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常熟是苏州的属县，他“常熟”，世上当然荒了。这副名联只是求对仗之工整，对得天衣无缝，可惜于事实并不相符。李鸿章怎样也很难说他是贪官污吏，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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