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削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张松读《孟德新书》的效率，也许和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类同。
二十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文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
《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他阅读速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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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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