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的饥荒情况也颇为惨重。该省南皮籍的官员张之洞，在光绪五年（1879年）秋向朝廷的奏报中述及该省灾情，说保定、河间一带，“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只以树叶、野菜类充饥）者，十室而五；流亡转蓰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在这次大饥荒中，灾区死亡的总人数不下一千万，而仅山西一省，就达500万之多，甚至有说这还只是1877至1878年冬季的数字，而当时该省的总人口也只有大约1600万人，按饿死500万计，差不多就损失掉三分之一。饥荒严重的地方，整家整家地饿死，而一村一乡之中死多活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可真是 “万户萧肃鬼唱歌”，一幅多么惨不忍睹的饥荒图！

成因：与有关

既然是自然灾害，当然要注意造成灾荒的自然因素。就华北所处的地理区位而言，旱灾尤为突出，所谓“十年九旱”，在当地习成熟谚。不过，像光绪初年的这种特大旱灾，当然也不会常见，其发生，该有特殊气候背景条件的原因。

有专家研究揭示，当时就有全球气候异常的背景，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指东太平洋赤道地区海水变暖的现象），亚洲地区的季风显著减弱，使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和降水特征发生变异，造成了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严重干旱（参见《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

当然，还需要结合华北地区自然地理的具体情况来看。自然地理学上的“华北”地区，南缘在秦岭、伏牛山、淮河一线，西界为黄河青铜峡至乌鞘岭再至洮河、白龙江一带，东及于渤海、黄海，北侧则与内蒙和东北两区（当然不是按行政区划线，而是按一定的气候特征标准）相接。

其平原贯通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土壤主要是褐土、潮土等；高原（主要在山西）则属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型高原，内部原面破碎高低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该区年降水量较少而主要又集中在夏季，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位都与汛期降水情况密切关联。而大多地域对降水多少的适应能力又很差，同治朝后期一度在直隶做总督的曾国藩就说，该省土地贫瘠，灾害多发，“暂晴已旱，一雨辄潦（就涝）”，简直使人“一筹莫展”。光绪初年的大旱之期，华北地区既然降水量奇少，河渠和地下水储条件自然就都极差，何况当时在这方面开发、利用的能力上本来就很低，防范和抵御灾害的自然基础条件十分不好。

总之，从自然因素方面看，对于削减当时的旱灾不利。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