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畅销香港的《侍卫官杂记》一书中，庐山上的美女记者薛明玉就是以她为原型的。从庐山归来后，谢宝珠的感情问题仍然受到各小报的关注，她与《申报》采访部主任吴嘉棠的恋情，从开始传闻、证实到结合，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为许多小报所密切关注，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报道。她与吴嘉棠的结合，在当时新闻界也算一段佳话，不过排场着实不小。据说俩人花了７０００美金在上海白赛仲路上买了一幢花园洋房。白赛仲路即今天的上海复兴西路，该条路上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名人建筑，如建于１９３６－１９４８年的４４弄１７号，是称为“玫瑰别墅”；“七间房”的民国建筑，由７座风格类似的小住宅组成，有一处曾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私人房产。能在这种地方购买花园洋房做新房，自然也是很惹人注意的。且据《申报》记者透露，洋房内的装饰极其奢华，被他们誉为“小皇宫”。谢宝珠曾经亲自督率了十数名男女员工，驾驶了一辆轿车，两辆十轮大货车，搬了一整天的嫁妆。可见其嫁妆之丰厚了。当然忙着布置爱巢，准备嫁妆，花边新闻虽仍不断，但记者的身份却是慢慢被淡忘了。

其他女记者的情感世界同样受人关注，最有意思的是女记者邵琼的一段罗曼史。说是抗战胜利后，邵琼比她丈夫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进入《世界晨报》当记者。报社一位姓包的编辑主任立即看上了她，对她穷追猛打，誓言决不放弃。邵琼起初因刚进报社，自然要敷衍他一下，后来缠不过就不再理睬他。结果这位编辑主任的精神竟然受刺激到发痴，最后只好辞职了。邵琼也因此被人误解，好在其丈夫不久以后也来了上海。此外像陈香梅、池廷熹等的情感新闻也时有报道，但风头都不敌谢宝珠，看来谢宝珠即使评不上上海最美的女记者，但评个“花边新闻之最”应是受之无愧的了。

当然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有位写了个《女记者难娶》，为何呢？作者的理由是：首先，女记者们见识颇广，交的朋友不少，因此被她选中的机会就比较难。其次，做了太太后，她仍在外交际，谁给你洗衣做饭？再次，她今天碰见某师长，明天会见某局长，你丈夫的地位就不保。岂不是娶不得吗？此文虽冠以“幽默小品”之名，但恐怕暴露了当时部分大男人的真实心态吧。

上海女记者形象和女记者事件

社会上捧女记者的多了，无形中把女记者和交际花给搭上边，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混充其中，因此在这些花边新闻中，不少人对女记者始终抱有很深的成见。比如一则批评上海参议员杨抚生的花边新闻《杨抚生看中女记者》。杨抚生是当时上海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当时上海市的参议员之一。该文写道：据说杨抚生在１９４７年１月的市政会议上，只发了一句言：“一尺多长的美国皮鞋运到中国来有什么用？”那么他在会场上干什么呢？原来其每日在会场中别的不注意，独对一些“记者之花”们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找机会和她们搭讪，有人推测他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想让她们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传，至于二嘛，“则是既不可说，就不必说了”，对杨进行讽刺、调侃的同时也连带贬低了女记者的形象。有些花边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则是直截了当的，比如一则《谢宝珠情人》的花边新闻，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老实说，像她这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小姐做新闻记者，目的无非是做跳板而已。”怎么跳呢？无非是利用记者身份接近达官贵人，然后找个好对象，便可以功成身退，过贵夫人的生活了。但有时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可能是作者不经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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