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世纪》 2009年第2期

蒋经国来上海“打虎”，却用“打虎”之力，拍了林王公司这只“苍蝇”。当时律师杜镜吾为林王公司代理诉讼，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场可怕的四处是陷阱的案子中。在这宗扑朔迷离的案件调查过程中他似被人操纵，于迷魂阵里失去方向，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终局……

从绘画转向从业律师

1931年，我父亲杜镜吾（考祥）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因为成绩突出，经黄宾虹向刘海粟校长推荐，被聘为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可是当了两三年教授之后，他又转志报考持志大学攻读法律了。开始时他还兼着教职，后来因为功课忙，干脆辞职专心读书。父亲从持志大学毕业后，即按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领到了律师执照，并参加律师公会，取得了律师的执业资格。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应邀参加了冯炳南大律师主持的同仁法律事务所，当上一名帮办律师。冯炳南先生在抗战前曾经是上海英租界的华董，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其事务所又是沪上比较有名的法律事务所，因而所受理的案件应接不暇。因父亲兼任上海转口业同业公会的主任秘书，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与众多的资本家广泛接触，再加上我祖父早年经商时认识很多广帮商人，这些也都成为他十分丰富的人际资源，所以那时许多公司、商铺纷纷延聘他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并委托办理相关的法律事务，使他的知名度得到很大的提升。若干年后，父亲除法律事务所的工作外，在业余时间还以个人名义在家接受律师事务。

那几年，父亲白天在外面兼着两份工作，下班回家后又在自家客厅接待众多来访的当事人。我家十多口人平时都在客厅吃饭，而每当吃晚饭时找父亲的电话总是接连不断，每当这时，母亲就要我们放下筷子，不许喧哗，静待父亲听完电话后再继续用饭。往往也就在吃饭时候，来找父亲的当事人陆续登门了，客人们只好在一旁坐等，三个、五个，有时七八个，客厅坐满了，只好在靠近前门的小花园里找张小凳子坐等了。我注意到父亲所接的案子大多是房屋纠纷、遗产分析、经济纠葛和离婚等民事案件，十分琐碎，很费精力。父亲很辛苦，又没有助手替他分担，所以他常常要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才能得到休息。

蒋经国声称专打“老虎”不打“苍蝇”

1948年,腐败的国民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但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而且经济上由于历年的通货膨胀，已使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 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幕僚，研究经济政策。8月18日的议案决定，为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诸项法令，除了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外，还限制私人持有黄金、白银与外汇，不准有所保留，违者即予制裁。南京政府同时还决定：在经济整顿时期，成立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督导区，并以上海为重点。

身为“太子”身份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蒋介石派到上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副督导员，进行经济整顿的，与他同来的有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入住外滩中央银行三楼。蒋经国自然也深知其父让他到上海“打虎”的一片苦心，而他本人对这次临危受命也颇为自信。果然，蒋经国到上海后，就磨拳擦掌，摆出了要大干一番、不成功绝不收兵的架势。他发布限令，物价一定要保持在8月19日《紧急处分令》颁布时的水平，决不能突破“8·19防线”，并信誓旦旦地声称这次来上海是“专打‘老虎’，不打‘苍蝇’”；他亲自撰文刊诸报章，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绝不因私人关系而有所变更！”为了昭明他绝不向显宦豪门退让，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且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自相标榜。他的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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