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开始了“打虎”的实际行动。下车伊始，他首先把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工商界巨头请进自己设在中央银行的办公室，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的政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又声色俱厉，甚至还拍了桌子。

果然，在突击检查中，发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真“老虎”，蒋经国毫不手软，立即下令予以逮捕，一下子就逮捕了64人，充分显示了他铁腕的一面。他们是：“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证券太保”经纪人杜维屏，“棉布巨头”吴记棉布号老板吴锡龄，“纸老虎”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等。前两人分别是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女婿、儿子。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林王公司总经理、华侨大商人王春哲，因为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也在逮捕名单之中。

这时，有人向蒋经国手下的“检查组”检举扬子公司囤积战略物资、非法藏匿黄金，而且数目巨大。扬子公司的老板就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也是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亲外甥。在当时，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的大案，也是最大的“大老虎”。也有人说，这是杜月笙故意让人对外透露的，目的是“将”蒋经国的 “军”，同时也是投石问路，试探他是否敢不徇私情，是不是真的“打虎”，然后再筹划解救儿子的办法。

这些，在当时上海滩上是头号的、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众口相传的谈助。

经工商界朋友委托受理林王公司大案

8月下旬的某天，父亲下班回家后，对母亲说：“今天接到一件大案子，是真正的大案子。”听得出，父亲此时的语气多了一份严肃。原来，林王公司的老板王春哲因套购黄金外汇，被蒋经国的“经济督察”查获并遭到关押，他的家人十分惊惶，后经工商界的朋友举荐，找到了父亲，委请他担任该案的律师。王春哲，广东汕头人，林王公司总经理。林王公司原本经营实业，在国内外设有分行，生意做得很大，后来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下滑，头脑灵活且精明的王春哲看到金圆券急剧贬值，转而投机黄金、外汇，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这些，都正好撞到蒋经国整顿金融的刀口上了。我父亲听完委托人的陈述后，深感此案的严重和棘手，他明白当前正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刚颁布，又是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亲自抓的大案，而蒋经国此时满怀雄心壮志，正想“杀鸡儆猴”，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哩！所以父亲说它是“大案”，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经过分析，掂过分量的。我那时已是初中学生，平时也经常翻翻报纸，虽然有时一知半解，但对这件事也多少有些印象了。我听父亲说过，他本来不想接这案子的，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和王家的一再坚请，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但父亲在律师界的某些朋友对这件案子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正赶上了这时的形势，而且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自然凶多吉少。也有人调侃说：“杜律师，这官司若是打赢了，你在上海滩就出名了。”父亲何尝不知道案情的严峻，所以只好低头不语，苦笑以对。

在那段时间，王春哲的夫人几乎每晚都在9点以后（等其他客人离去后），在家人的陪同下乘着私家汽车来我家找父亲。她每次来，大多是我去开门的，所以有印象。我只见那时愁容满面的王太太已经顾不上多少客套，一坐下来就直奔主题谈案情，然后听父亲的询问和分析，他们的讨论往往要到深夜才能结束。母亲深知他们谈话的重要，催促我们悄然离开客厅，所以我也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只是在一个星期日的午饭后，难得父亲休息在家，母亲问起王春哲的案子，父亲说：“王春哲的老婆开始时还很乐观，一身轻松的样子，因为她还是老眼光，以为关个十天八天，花点钱，就能放出来的。后来她听到我对案情的剖析和周围亲友的议论，渐渐感到不妙了，焦急地对我说：‘杜律师，无论如何要请你想办法，只要春哲平安出来，或者减少刑罚，花多少钱都没问题，我都愿意出；至于律师费用，我也会多倍酬谢，不惜代价的……’我当即对她说：‘王太太，我希望你看清楚：第一，作为律师，我既然受理你的案子，就一定尽心尽力，尽量从有利于王春哲方面去努力，不会有所保留的；第二，至于你说花钱（去活动），我相信你愿意出，但现在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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