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上海女记者来说，这些新闻尚不足为惧，毕竟只是小报杂志供人消遣的“乱谈”而已，看了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但如果是《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报纸对女记者的批评，可就不容轻视了。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刊《文综》上发表了记者徐翊（徐开垒）的《女记者》一文，作者一开篇就写道：“可怜的中国，我们真不知道要为它悲哀，还是应该替它欢喜；在和我离开遥远的昔日，那时节所不曾有过的，现在她们出现了。”文中所谓的她们就是“上海女记者”。他竟然为了这些“无冕女皇”的出现而感叹起中国的可怜来了。作者表明，自己刚回到上海看到这些女记者时，本想敬颂这种新人物的产生，“可是日子一久，往昔所有的好心情，都已经为日子所付给我们的经验所破灭了，以至于无复有勇气为这些‘无冕女皇’称颂了”。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经验呢？作者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描述得异常清楚，“当我们想起她，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作者接着列举了这些“花蝴蝶”女记者的种种行为：她天天的工作就是会见名人，和参加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她吃得很少，但有时也吃得很多，但无论怎样，迟到和早退，她是必然的。而这样矫揉造作无非是为了引人注意。访问名人时，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闲接见。缠了多时后，留影道别，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本报记者××与×××”字样的照片等等。总之“她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其他产生新闻的地方。她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作者对上海女记者的讽刺真是不留丝毫余地。

此文一出后，颇有反响，还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该报只好于７月１５日又刊了《关于女记者的题外话》，发表了女读者足征的《从读女记者想起》和徐翊的《答足征先生》，算是对女记者风波的回应。编辑也出来说：文艺只是文艺，无须把它看实，我们只要在其间有所会心，有所警惕。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连作者也不否认是“有感而发”。而足征女士却是一起笔就说道：读了女记者一文，“我难受得流泪了”。但她又说：后来躺在床上想了一阵子，我的情绪才冷静下来，认为“责人愈深，爱人愈明，这篇文章正是给我们女人，尤其是女记者们的一个警惕，一个暗示，至少他还谈了我们女人，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感激的”。

但那些被说成是“花蝴蝶”的女记者恐怕就没有这种阿Ｑ似的精神了，况且是在《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大报上进行“讽刺”，那还了得？连徐翊的《答足征先生》都提到，许多女记者先生因了执著而打算联合提出抗议。当时的小报、杂志对这件事也有不少报道，称此报道一出后上海女记者群起而攻之，甚至秘密结社讨论对策，想找些报纸杂志写些正面报道挽救形象危机。但这种影响一旦造成，要想弥补可不是容易的事，连《中央日报》（南京版）妇女周刊的《南京的女记者》一文中都写道：有人说，上海的女记者，给人的印象是：玻璃装备，一天到晚，这边钻进，那边穿出，到了一个机关，没坐到１０分钟，拿起皮包又要走，显得很忙似的，精劲很大，忍性儿太少，妩媚有余，活泼尚称不足。而南京的女记者，正如南京严肃朴素的城景，给人的印象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合作，大方，正当地和男记者竞争。上海的女记者们对于这种评价和比较是不是觉得有点冤？还是击中了要害？

此次小小事件之后，女记者的知名度反而提高了，各报纸杂志似乎也更为关注女记者的新闻了。《今报》的《女人圈》副刊还特地开辟了一个“女记者群像”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女记者。此时的女记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诸如“洪絮才一鸣惊人”、“谢宝珠最恨出风头”、“李青来枵腹从公”、“蒋蕴薇二三事”、“邵琼兼职侨申报”、“池廷熹小姐奔波忙”、“周绿云摄得一手好照片”之类，或者写一些生活琐事趣事，如“有人关心邵琼的瘦”、“姚芳藻双鞭失踪 ”、“严洵不爱玻璃提包”、“范思珍羞愧裸男图”等等。

热闹到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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